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调结构、促转型和改善区域环境的背景下，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力度，2015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继续保持规模化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无论从规模总量还是结构占比方面，都已完成“十二五”规划拟定的发展目标，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增长新的亮点。
与此同时，大范围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限电情况仍在持续恶化，西部一些省份甚至面临高比例弃风叠加弃光的不利局面，可再生能源消纳形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加严峻，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提前达成“十二五”规划总量目标
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400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2.6亿千瓦，并网风电达到1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达到21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达到1300万千瓦(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800万千瓦，沼气发电200万千瓦，垃圾发电300万千瓦)。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已达到41656万千瓦，提前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
其中水电装机2.68亿千瓦，并网风电达到10553万千瓦，均已提前超额完成2015年规划目标;太阳能发电3336万千瓦，完成规划目标的169%;生物质能发电967瓦千瓦(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458万千瓦，沼气发电55万千瓦，垃圾发电369万千瓦)，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的74%(各类完成率分别为57%，28%，123%)，见下表。
可再生能源在部分地区电力系统中的比重已达到较高水平。截至6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电源装机的30.6%，上半年累计发电量5633亿千瓦时，占全部电源发电量(27091亿千瓦时)的20.8%，占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的21.2%。其中水电占15.6%，风电占3.6%。特别是在甘肃(40%)、内蒙古(31.5%)、宁夏(28.9%)和新疆(24.5%)等地，风光累计装机容量已占到本地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4%以上，显示出在这些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电力来源。
能源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治理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政策频出给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15年上半年，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给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总的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基调明确，二是行业发展方向进一步清晰，三是政策环境总体向好。
技术层面强化标准规范、检测和认证，鼓励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制定了《光伏发电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规范》，出台了《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等;财税层面调整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实行竞争性分配择优补贴，发布了《关于风力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给予税收优惠，下发了《关于请提供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的函》，加强政策落地执行的监管督查力度;产业层面推广光伏扶贫、光伏“领跑者”计划、风电清洁供暖、风力制氢等多个示范项目，力促产业发展;管理层面紧跟当前简政放权的新形势，充分挖掘市场活力，下发了《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完善风电年度开发方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在调结构、促转型和改善区域环境的背景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国风电总投资累计约680亿元，同比增长约40%;太阳能发电总投资约640亿元，同比增长约30%;生物质发电总投资约120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风电并网装机破亿千瓦，发展布局逐步调整。2015年上半年，受2014年风电调价及第五批风电核准计划下达等因素影响，风电装机规模大幅增长，全国新增风电并网容量916万千瓦，同比增长43%;累计并网容量达到10553万千瓦，同比增长28%，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7.6%，同比增加1.1个百分点。
其中，“三北”地区风电并网容量达到8482万千瓦，占全国风电并网容量的80%，同比降低3个百分点，风电发展布局逐步从“三北”地区集中发展逐步转变为东、中部协同发展。与“三北”地区风电消纳异常严峻的形势不同，2015年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风电发展的主基调仍是加快风电开发建设。
光伏发电扶持政策密集出台，发展模式不断创新。2015年上半年，各级政府光伏扶持政策密集出台，在行业协会的推动下，中国光伏电力投融资联盟成立。相比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光伏发电应用模式不断创新、趋于多样化。继2014年的“光伏扶贫”、“光伏治沙”外，2015年又探索提出了“光伏互联网金融”深度融合、“分布式光伏与天然气分布式发电结合的新能源微电网”的发展理念，给光伏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5年初，国家能源局下发的《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上调2015年全国新增光伏建设规模为1780万千瓦。1~6月，全国已完成新增装机773万千瓦，同比增长150%，完成率约43%。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669万千瓦，同比增长180%。分布式光伏相对缓慢，上半年新增装机104万千瓦，同比增长5%;太阳能发电总投资约640亿元，同比增长约30%。
现有制度框架难以化解发展中面临的冲突矛盾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形势依然严峻。受经济增速减缓、用电量增速下降、电力过剩等因素叠加影响，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形势恶化。2015年上半年，全国电力装机容量同比增长8.7%，但电力消费只增长了1.3%，全国跨区输送电量增速较上年大幅回落，跨省电量输送规模同比下降，使得本就不乐观的可再生能源消纳形势雪上加霜。
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甘肃和新疆，出现了高比例弃风叠加弃光的不利局面。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全国风电平均弃风率15%，同比上升8个百分点;全国弃光电量总计18亿千瓦时，集中式光伏电站全国平均弃光率达到9.6%。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形势与2014年同期相比更加严峻。
水电新增装机规模大减，投资连续3年下降。据中电联统计，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为13.6亿千瓦、同比增长8.7%。上半年，全国基建新增水电发电生产能力506万千瓦，比2014年同期少投产796万千瓦。
造成2015年水电项目开工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南水电送华东地区的落地电价毫无竞争优势，在标杆电价政策下，目前的水电项目成本回收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很有可能亏损，影响了项目业主开工积极性。上半年，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13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其中水电完成投资276亿元，同比减少17.2%。
生物质发电发展相对缓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有一定困难。受原料收集、运输、存储难度较大导致成本较高、投资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影响，生物质发电发展相对较缓慢，目前尚未达到规模化发展阶段。上半年，全国生物质能发电新增装机153万千瓦，同比增长19%，累计装机达到967万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0.7%。
其中，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新增74.8万千瓦，累计装机458万千瓦;垃圾焚烧发电新增55万千瓦，累计装机369万千瓦;沼气发电新增21.9万千瓦，累计装机55.3万千瓦。除垃圾发电外，其余两类技术均未达到“十二五”规划目标，预计到2015年末仍难完成预期目标。
求解发展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机制创新
辩证看待消纳形势，探索源头治理模式。辩证看待消纳形势，不应只是看到“弃风弃光弃水”的数量，归咎责任于电源电网建设不匹配，外送通道不畅等，更应该看到目前“弃新能源”背后的电力市场统一协调性问题，是能源多样性增加后引发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因此，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问题，除了挖掘产业自身潜力外，还应从系统源头上找出路。
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是解决电力过剩、资源浪费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央9号文及其一系列配套文件都明确指出，我国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电力市场体系，其核心是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就是要通过统一市场的核心交易机制，打破电力发展和交易的地域界限，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扩大西部能源基地电力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电量的输送，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优先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最大化。
从规模效益型向效益规模型转型。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十二五”规划目标总量的完成，近期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施行竞争性分配择优补贴，加之光伏“领跑者”计划首个项目正式落地，种种迹象显示，可再生能源发电正逐步从“跑马圈地”模式逐渐过渡到注重经济社会效益模式。政府期望通过竞争性的产品利用及竞争性的补贴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着力解决规模化后期的量变转化质变问题。
科技创新决定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因此，要以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以形成可再生能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围绕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创新链，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实现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在战略层面的有效结合，以共同突破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从规模效益型向效益规模型转型，提升国内产业综合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简政放权须统一规划，政策落实机制要强化。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近期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密集出台，政府层面也在发力核准权下放、简化审核程序、加强监督管理等问题。将新能源项目核准权下放至地方，将显著提高电源项目建设效率，而特高压等跨区输电工程仍由国家核准，可能会使电源与电网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加剧。
因此，还应在国家层面做好统一规划、同时协调好步调，避免此类现象发生。上半年虽然下发了《关于请提供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的函》，但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不足、申报程序繁琐、资金调配周期过长的诟病犹存，目前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16年仍需政府层面理顺机制，补足缺口，协调好各方利益，尽快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推动产业良性循环。
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完善和强化政策的执行落地机制和力度，让顶层设计演化为底层落实。这不仅是市场参与各方的共同期待，更是改革从出发点到达目的地的“最后几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