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苹果可谓是赚足了大家的眼球，一是Apple Pay高调进入中国市场，二是苹果公开和美国政府叫板，拒绝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锁个人用户手机信息，称若为当局“开后门”将严重危害个人信息安全。而在环保领域，去年年末，苹果还表示将在华再建2000兆瓦的清洁能源设施，可以提供相当于260万中国家庭的用电量，这些新项目的规模更是苹果2015年已宣布的在华清洁能源项目的十倍。苹果的在华环保计划还包括水处理、废料处理和森林资源管理等，真可谓“操碎了心”。但回到2010年，彼时的苹果公司在大众消费者心目中却是另一番形象。
1.“毒苹果”如何变为“绿苹果”？
想当初，当苹果手机席卷世界时，其主要供应商富士康就出现了连续的员工跳楼事件。2011年，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技、南京绿石等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发布了两期报告《苹果的另一面》和《苹果的另一面2》，披露了27家苹果供应商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于员工健康的伤害，“毒苹果”的外号广为传播。这两期报告的发布者根据7个月的实地调研，发现苹果供应商名幸电子(MEIKO)株式会社在武汉的分厂向长江排放大量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的污水。相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北京、太原、昆山、成都、广州等地的苹果供应商工厂。危害员工健康的一个例子是苏州联建科技有限公司在生产触摸屏的过程中，用有毒溶剂正己烷替代酒精，导致多名员工中毒并造成终生的神经损害。
苹果一方面在其每年发布的《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中承诺其供应链的工作条件安全，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但另一方面视其供应商名单为机密，一度拒绝披露任何有关信息。然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消费者可能放弃苹果产品的威胁下，苹果在2011年底终于公布了其供应商名单，承认发生正己烷中毒事件的联建科技是其供应商，并表示137名受害员工已得到治疗，大部分受害者也已回到联建工作。另外，苹果还承诺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展开沟通，开放部分供应商接受污染监测，并确保生产环节中的劳工权益。但也有国内媒体调查指出，实际上更多的受害者签订了免责协议并在拿到伤残赔偿金后离开了联建。
事实证明，民间环保组织的调查行动导致了苹果这样的跨国科技巨头主动提升其供应链的环境责任和劳工责任。笔者在2016年2月份查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网站时，苹果已经上升为绿色供应链企业第一，100分满分下拿到了72分，其在公众问责、推动整改，建立检索机制三个方面都得到了满分。另外，苹果已完成了在四川的4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产生的能源将超过苹果在中国的零售和办公用电，从而达到碳中和。更为重要的是，苹果将与中国的供应商合作，推动其生产制造合作伙伴在运营中提高能源效率，并使用超过2000兆瓦的清洁能源：富士康作为苹果的最大供应商之一，就计划在2018年前在河南建立40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以抵消其在郑州的制造厂的能源消耗。
解析：
碳中和指使得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换句话说，在一个单位运营过程中燃烧的化石燃料产生多少碳，就用可行的措施抵消(吸收)这么多的碳。抵消(吸收)的措施包括可再生能源、 植树造林和碳交易等方式。
而苹果这个例子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跨国科技巨头对环境保护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可能是正面的“绿苹果”，也可能是负面的“毒苹果”。
“毒苹果”：虽然一方面苹果承诺减少碳排放，但实际上，苹果通过将环境污染最大的制造部门外包给制造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完成了环境保护成本的转移。而这些供应商之所以能以如此低廉的成本向苹果供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并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控制污染、保护劳工权益、维护职工健康。 加之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完善的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广大消费者又很难关注到这些地方性供应商的污染状况，污染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位于供应链最顶端的苹果却获得了利润的最大化。
“绿苹果”：由于跨国企业有着更高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期待，一旦民间组织揭发了那些被公众忽视的供应商污染和劳工权益问题，广大消费者就会发出声音，那么跨国企业为了保护其品牌形象，就会敦促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企业履行更高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有趣的是，去年中国学者的一份研究(见参考文献4)指出，这样的影响仅在中国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供应商时才显著，而当中国企业是外资企业的客户时并不明显。原因是供应商处于供应链的低端，而高端外资企业作为客户则有着巨大的议价能力，反之则不成立。同时，该研究也指出当外企规模较大(跨国企业)、外企是中国企业主要客户、或者中国企业面临更激烈的行业竞争时，这种来自于外企供应链压力导致的社会责任传导机制会更有效。
2.跨国企业更像“毒苹果”还是“绿苹果”？
最近，在一篇美国学者研究世界500强企业环保行动的文章(见参考文献7)中指出，当一个公司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这样的公司更有可能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具体而言，这样的公司会有一个高管级别的人物整合公司各种资源，并系统性地执行碳排放相关的措施，而那些在环境方面投入科技研发资金的企业，也往往会给自己制定更高的碳排放标准。另外，一个拥有更多营销收入和众多雇员的公司也更有可能主动制定碳排放额度，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碳排放管理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大公司相比于小公司更有实力采取这些措施。
而对于不同的企业类型而言，日常消费品公司(诸如沃尔玛、雀巢、喜力等)和信息技术公司(诸如苹果、谷歌、微软、华为、中国电信、诺基亚等)较其他领域的公司有着更强的能力制定减排和环保措施(高3-5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公司与消费者直接接触，主动地制定碳排放目标有利于展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此赢得更多消费者的信任。然而，传统上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汽车、石油行业则有着较低的积极性。因此，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毒苹果”还是“绿苹果”也不能一概而论。
3. 如何让中国企业中涌现更多的“绿苹果”？
苹果的案例告诉我们：虽然一部分跨国公司能主动做到环保方面的信息公开，但很多时候，环保组织需要对那些不愿主动公开、或表面上公开实则装聋作哑的跨国公司， 主动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并唤起广大消费者的关注，从而让这些跨国企业得到更好的监督，并敦促更多的跨国企业通过供应链压力，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上文提到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给出的不同品牌绿色供应链表现排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下表)。同时，环保组织也需更为主动地对本土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和监督，唤起普通群众的关注。
绿色供应链品牌表现排名
(来源：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而从政府角度，一方面需要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另一方面， 在引进外资时，应注重引入那些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且有能力和动力对其全球供应链进行管理的跨国公司;而为了避免“毒苹果”这样的案例，政府还需要保护、支持和引导民间环保组织，借助环保组织的独立性和对民众的影响力，向企业施加压力，使我们的企业真正变得“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