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正在成为污水处理市场的焦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近期，《水工业市场》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我国的农业制度及其对应的农村问题、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和制度根源、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污染治理路线。
水工业市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农村经济问题有什么样的特征?
温铁军：我国的乡村社会属于东亚稳态社会，所有的农民都是小农，从根本上看和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到当代农村问题，先应普及一个基本常识，即世界上规模化的农业只在殖民地才有。大规模农场是在殖民条件下形成的。美洲、澳洲是殖民化的大陆，原住民没有权利。因此他们有大农场。我国乡村社会，包括日、韩、台的乡村，都属于东亚稳态社会，所有的农民都是小农，尽管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但从根本上看，和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接入西方制度的国家，但是制度移植没有解决印度的农业问题。印度国父甘地曾经提出和平土改，但响应者寥寥;土地私有化造成三分之一农民处于无地、无业、无社保的绝对贫困之中。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移植的农业制度无法解决印度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的问题。简单照搬一个制度不能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从本土的经验出发，归纳总结才能形成制度。我国前些年大城市过度集中的投资，资本已经严重过剩。目前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的是县以下城镇，3000个县级中心镇和县以下的3万个建制镇普遍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人均环保投资只有10元钱左右。如果不修改法律、不调整政策，怎么能够实现城镇化呢?
水工业市场：您怎样理解当下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温铁军：多样化是生态文明的唯一内涵。
当我们转变成生态文明思路的时候，就会发现，分散性和多样化是生态文明的基础。中国要改变的是过去一百年追求工业文明的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思路，乃至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技术路线。我们过去所有的制度路线和技术路线，是服务于工业文明的。从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这个理念到2013年提出生态文明的战略。这是有别于以前工业文明时代的战略。
当前工业文明时代正在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最主要的内涵是多样性，而最能体现多样性的就是乡村社会。农业只能根据自然条件、气候、地理等条件来维持资源转化型的生产，因此一定是和自然资源紧密结合的。目前，我国70%的国土面积是山区、高原，平原面积只有11%，意味着我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不适合大规模集约化的西方模式的农业。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即意味着要发动群众，依靠村民，必须鼓励老百姓保护、保存生态文化的多样性。
水工业市场：在您看来，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在经济逻辑上有什么必然性?
温铁军：农业系统按工业化模式改造是污染的主要原因。
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性制约是导致技术与市场双失灵的主要原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在土地资源过度短缺的约束条件下，只要追求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就必然导致过量化肥(添加剂)与廉价劳动力的投入，放大农业的负外部性，破坏自然与社会环境。1842年英国人发明化肥以后，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力，缓解了粮食问题。但是同时，化肥的过度使用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成为20世纪的全球性公害之一。中国食品安全诸多问题源于化肥中的亚硝酸盐及饲料中有毒重金属和农药残留。
中国建了那么多的沼气设施，但90%以上不能使用，原因何在?根据我在农业部10年的工作经验，是因为农业部掌握的沼气体系与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距。首先，我们为一家一户设计的农业沼气池，仅适用于小农种养的情况，现在养殖集中化，所以沼气体系不适用了。其次，集中养殖造成集中污染，这就是污染的主因。现在按工业化模式改造农业系统，是行不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改，我们的生态文明理念将难以实现。
中国畜禽养殖粪污等问题源于采用了被欧洲、日本、韩国等放弃的规模化养殖模式。养殖数量增加快、集约化程度高、养殖粪污排放量大，使养殖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主要原因包括：养殖规模与集约化程度快速增加，种养脱节;清粪方式不合理，水冲比例高;缺乏固液分离、雨污分流及粪污贮存与处理设施;粪便产生与农田利用时间错位，非用肥期随意堆放。
水工业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您认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污染治理路线?
温铁军：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技术路线，就是中国特色的污染治理的技术路线。
污染治理包含集中化与分散化处理两种技术路线。在进行路线选择时，我想引入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交易成本。面对中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社会的现状，我认为，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技术路线，就是中国特色的污染治理技术路线。
农民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占人口的60%。要搞农村环保必须考虑两亿农户怎么办?300万个自然村怎么办?另外交易成本的扩大使得工业化在农村并不可行。如果企业想搞工业化大生产，做出统一的设备。交易成本就是其中最大的障碍，企业如何跟2亿农户沟通?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当企业面对的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是无法进行的。
为什么去中央化的技术路线在德国是低成本交易，因为他们是联邦制度，自治化的程度相当高。每一个独立的户主，每一个独立的镇都可以承担责任。但中国是一个中央化的体制，财政能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中国只要是农区的县，其财政收入还不到其开支的10%，其他90%的支出都需要上级财政补贴。事实上，在我国，除了中央是一个承担无限责任的国家主体之外，各级地方政府是一种公司化运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将资源转化成资本，然后占有资本收益，并不承担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等一系列责任，这就是污染产生的深层制度原因。
农业与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过剩。三大过剩情况下，向农业、农村转嫁过剩危机，导致了现在农村中资源环境的灾难性后果。大规模产业化生产，一方面造成严重的污染，一方面造成严重的浪费。所以分散化应该是最重要的思想路线和技术路线。
水工业市场：请结合当前国际现代农业的先进经验，谈谈您对中国农业的社会化转型的看法。
温铁军：中国的社会化生态农业或者城乡合作，应以生态化的天地人合一为理念，打造适应于中国的生态农业体系。
首先，我介绍几个国际上成功的农业转型的案例。
第一个是瑞士的伯尔尼郊区的市民农业。它将农业“回嵌”社会，将一、二、三产业融合，扩大中小企业投资空间。通过市民参与式的都市三产化生态农业，保证社会化内生的多功能性。例如生态环保、休闲体验、文化教育、历史传承等。
第二个是瑞士苏黎世郊区的市民农业。打造市民下乡务农新潮流，特点是“四洗三慢”。四洗指乡村文化洗心、山林空气洗肺、小溪泉水洗血、有机食物洗胃。三慢指慢城、慢食、慢生活。
第三个是欧洲的转型城镇。通过将山区风光与传统木石建筑结合，从而重新定价三产化乡村经济。
那么，中国如何借鉴国际社会农业转型经验，发展生态农业体系呢?
首先，从理论上来看，应以生态化的天地人合一为理念，以构建综合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立体循环为目标，遵循两型农业、生态建筑、自然景观、传统文化、本地化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六方面统一规划，将传统农业技术、自然农业技术、永续农业技术等“三低技术”相结合，形成低资本、低能耗、低成本的“三低经济”，发展农业社会。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过不少尝试。截止到目前，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参与建设的市县级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就经达到10多个，涉及到近50个村。
其次，要打造适应于中国的生态农业体系，需要适应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生态农业体系的一端指的是我们的广大农民体系，另一端需要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在现在网络化条件下，满足“多样性+分散化+小规模”的消费方式，需要借助电子商务系统、快速物流系统、客户服务系统。通过“农业教育+市场营销”的方式将各项农副产品流入社会，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监督+农业体验”的方式，打造低成本“信用”体系。
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生态农业体系的建立尤为重要。参与式保障体系(PGS)也就是当地质量保障体系，是替代性的有机农业自我认证形式。全球有40多种，基本都建立在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在内的所有相关方互相信任、支持、参与的基础上，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认证、统一销售的城乡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