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的时间里，新《环保法》已成为了治污利剑，生态文明制度常态化也有了“助推器”，中国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理念与行动均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中国向世界发出了怎样的“环保好声音”?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人们还在纷纷猜测，被誉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究竟是真的长着“钢牙利齿”，还是“形同虚设”的“纸老虎”。直到2015年的年底，修订后的新《环保法》实施将满一年，各地环保部门“不甘寂寞”地晒出了“环保罚单”，许多人才彻底相信他们的期待“成真了”。
近八成人认为新《环保法》动真格了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北京开出了近1.83亿环保罚单，上海开出了1.73亿环保罚单，广西开出了1.29亿环保罚单，重庆开出了1.13亿环保罚单，天津开出了8613.17万环保罚单，湖北开出了7711万环保罚单，而广东省仅在2015年前10个月就开出了4.29亿环保罚单。
今年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谈到了去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他介绍说，环保部门去年“抓住重点，铁腕执法”，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联动，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性质恶劣的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加大对污染制造者的惩罚力度”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强烈呼声之一。
“您认为，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在近两年的“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问卷中，《小康》从十多个不同角度列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选项”，结果这两年排在首位的都是“加大对污染制造者的惩罚力度”。此外，“对污染企业进行引导”、“把环保工作与官员政绩挂钩”的呼声也非常高。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陈吉宁透露说，去年环保部门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2万家、停产3.4万家、限期改正8.9万家，“新环保法落实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去年环境保护部对33个市区开展了综合督察，公开约谈了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
新《环保法》果然“动真格”了。这是“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中显示出的受访者们的普遍感受，近八成人认为新《环保法》的实施不仅起到了震慑作用，更让环境保护有法可依。而这，正是去年这个时候，国人对于这部法律的普遍期待。在“2015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中，九成人期待从中央到各地都能够严抓新《环保法》的落实，让这部法律“动真格”，成为治污利剑。
环境治理的“牛鼻子”被抓住了
除了新《环保法》的实施之外，去年，还有四份文件“高规格”聚焦环保问题。
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召开，在会议审议通过的五个文件中，有四个涉及环保。“《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聚焦环保督察工作机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为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环节，这意味着中央在真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中，环保监管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指出。
“四个文件的有效实施是生态文明制度常态化的“助推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围绕落实严守资源消耗上线、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的总体要求，从手段建设、机制完善、责任界定、违法追究等方面形成一个综合治理系统，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增加了新内容。”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助理、研究员王春益认为。
四份“高规格”文件审议通过后，王春益在《小康》杂志上发表了主题为“生态环保监管体制改革正向深层推进”的文章(详见2015年8月1日刊)。他指出，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生态立法和制度建设基础还比较弱，各种法规数量虽然不少，但管用的还不太多，不少方面还有空白。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根据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继续制定有关法规制度，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
“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显示，78.9%的受访者认为，环保行政部门执法不力是环境污染的软肋。对于舆论普遍认同的这一观点，虽然常纪文也“比较认同”，但他告诉《小康》记者，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之后，这一问题正在慢慢解决，“以前地方如果发生了环境事故一般会追究政府的责任，而因没有明确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规规定党委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职责，因此党委的环保责任被虚化了，严重情况下也只承担领导责任。因此，‘党政同责’的提出，可谓是抓住了环境治理问题的‘牛鼻子’。”
著名低碳环保学者、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臧弘印观察到，环保部对治污力度不够、环境质量下滑、政府环保不作为的地市级领导的约谈，以及“党政同责”在国家层面的首次明确提出，对于新《环保法》的落实以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老百姓，对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关注和重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向国际发出的“环保好声音”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理念与行动，也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
今年3月3日至6日，第三十四届国际公益环境法大会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俄勒冈大学举行。诞生于1983年的国际公益环境法大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环境法会议之一，也是美国最古老的环境法会议，每年都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0多人参加会议的近百项议题讨论或展览活动，这其中包括环保人士、法律人士、学生、社会组织、媒体等。今年的国际公益环境法大会共有125场分论坛召开，与往届大会不同的是，第三十四届大会单独开辟了中国专场分论坛，这在大会三十余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中国的环境问题牵动全世界所有人的心，因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任何一国的环境破坏都将对全球环境造成影响。美国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国也同样如此。”此次负责接待中国团的袁海洋先生从事太阳能产业近十年，他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大世界经济体有义务承担改善气候环境的责任，两国需要互相交流彼此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因此这次会议召开中国专场分论坛的意义重大。
中国专场分论坛于北京时间3月5日凌晨4点到6点，美国尤金当地时间下午12点到14点召开。“我早上特意从加州开了三个多小时车过来，就是为了这场分论坛。”曾有过四五次访问中国经历的Andy告诉《小康》记者。
会议安排的可容纳300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
此次代表中国发出“环保好声音”的三位演讲者分别是《小康》杂志副社长赖惠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及有中国版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之称的信达证券能源互联网行业首席分析师曹寅，他们从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如何治理污染、如何完善环保法、如何构建未来的能源互联网时代等不同维度，向世界讲述了中国的“环保故事”。
第一位演讲嘉宾是赖惠能。以“寻找更多可以游泳的河”为主题，赖惠能的演讲首先从自己的家乡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说起，向听众讲述了一个治理污染并享受良好生态带来经济福利的山区县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浙江省“五水共治”治理水污染的经验传递给了世界。
当观众听到浙江省推行“河长制”、杭州市通过公共自行车租赁减少12.69万吨碳排放时，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
“我们需要直面问题，更需要传递中国积极治理环境的正能量。”赖惠能说。
接下来， 常纪文用20分钟的时间向大家描述了中国环境法的过去与现状以及所作的努力。“事实上我们吸纳了包括美国环境法的精华的地方，我们觉得是时候告诉全世界我们的进步了。”常纪文在演讲中说，“新《环保法》敢于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其中专门设立一章，法律责任前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常纪文在演讲中指出，新《环保法》规定了为环境违法问题买单的不仅仅是违法企业。面对重大的环境违法事件，地方政府分管领导、环保部门等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引咎辞职”，“我们有法，而且执法力度不容小觑。”
“这是最严的环保法，也是实施难度最大的。”常纪文同时指出，环保部门的法律气力构造也显现“倒金字塔”型，中心和省级法律气力薄弱，而市、县、乡级的法律气力则较亏弱，有的县级环保局保证平常法律的任务人员可能只有一到两人，而部门乡镇底子没有任何法律气力，可能使得新环保法实施大打折扣。
“要环保，也要吃饭!”常纪文幽默的说法引来台下观众阵阵掌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依旧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
作为新能源新生代的代表，曹寅描绘了能源互联网的美好愿景。
“过去20多年各种各样高耗能产业没有限制的上马，造成了大量能源消费侧的浪费。同时，我们居民消费者所占的用电比例不到10%，这是一个相当畸形的能源消费结构。”曹寅说，“我们的能源消费还是大量来自煤炭，能源结构比较落后，所以说，消费和供给我们现在都面临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能源互联网?曹寅认为这是源于我们遇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调整的时代。他说：“大家需要关注到，中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技术方面，随着光伏、风电及其他的可替代能源快速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利用包括储能、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及智能电器等创新技术来和我们现有的能源体系联合起来，缔造一个新的能源系统，当然也需要新的商业模式。”
其实，在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无论是对于环境法，还是对于所有的技术行为、政策行为或者法规而言，都需要有一个前提——人的觉悟。“在全民觉悟的基础上，有效的行动、立法和产品自然都会随之出现。”在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时，赖惠能一语道破，“我们很庆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改善环境要‘从自己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