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应该是目前唯一与其现代化城市水平不相符合的方面。
“把各种水果、菜叶、鱼肉，甚至骨头等残渣放入这台机器，在24小时之内，所有厨余垃圾都会被生物酶分解成有机肥。”在5月7日闭幕的第十七届中国环博会上，上海壹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莫伟明向市场推出了一款家用厨余垃圾生物处理机。
在这种利用微生物处理厨余垃圾的家用机器进入市场之前，另一种利用机械方式处理厨余垃圾的食物垃圾处理器已在国内市场销售多年，据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家用食物垃圾处理器普及率不到0.1%，且主要以别墅和新建高端小区为主，与欧美国家70%以上的普及率相比，差距巨大。
同为厨余垃圾处理机，即使从物理处理方式变为微生物处理方式，但更加高昂的使用成本恐怕无法被其生产出的有机肥所带来的利益所抵消，市场前景仍然堪忧。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能使生活垃圾减量的现代化垃圾处理设备在中国市场遇冷?只是成本原因吗?
“这与中国目前垃圾分类问题极度相关。”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教授杜欢政接受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而厨余垃圾的处理方式与从国家到个人的全社会共同选择有关。
仅不到一成上海居民选择垃圾分类
上海自2000年被列为国家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垃圾分类”的标语就会不时地出现在上海市民的身边。十几年过去，上海垃圾分类的工作到底做得如何?
“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应该是目前唯一与其现代化城市水平不相符合的方面。”杜欢政这样评价。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年发布的居民社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仅6.5%的上海居民表示“完全实行了垃圾分类”，而表示“从未实行过垃圾分类”的居民比例达32.1%。
与 此同时，上海为推进垃圾分类而实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在推行一年多以后也遇到瓶颈，有部分开通“绿色账户”的居民告诉记者，账户积分可兑换的物品对居 民缺乏吸引力，定点定时投放垃圾也难以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实际需求。因此，部分试点小区开始对“绿色账户”激励政策的刺激产生了“免疫”，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
调查报告显示，进行垃圾分类需要付出物质和时间成本是造成上海市居民实行垃圾分类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本次环博会上，一位在壹柯展台前停留许久的观展市民听说家用厨余垃圾生物处理机的价格后感叹：“这台机器要将近3000块钱啊?”他还表示，处理机好是好，但是成本对普通市民来说过于高昂。“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草草需要施肥，怎么处理有机肥还得动脑筋。”
“这种机器若要普及，纯粹依靠市场比较困难。”循环经济领域相关人士指出，在日本、美国等国家，政府对安装类似产品的家庭都会给予一定补贴。
此外，造成上海市居民实行垃圾分类率低的其他主要因素还包括部分居民环保意识淡薄，以及垃圾分类宣传不够细，导致部分居民不知如何分类等。
世界各国都在垃圾分类，中国可以掉队吗?
在上海极力推广垃圾分类的同时，作为垃圾分类最严格国家的日本却在一部分地区悄悄取消垃圾分类。“我在大阪所居住的这片区域不用垃圾分类。”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华侨告诉记者，根据政府贴出的告示，因为垃圾焚烧炉温度够高，可以焚烧任何垃圾。
既然在中国推广垃圾分类如此困难，上海可否引进类似日本的垃圾焚烧设备，继而放弃垃圾分类?
“我们不能因为日本有此项技术而放弃垃圾分类。”杜欢政说，“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所以选择垃圾处理方式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数据显示，我国有机垃圾占所有垃圾类型的60%左右，而有机垃圾的含水量达70%，因此根据我国现有的垃圾焚烧技术会产生垃圾焚烧不彻底的情况，同时处理价格也会相应增加，提高焚烧垃圾的成本。
杜欢政指出，厨余垃圾是我国有机垃圾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政府对厨余垃圾的处理方式除了焚烧和填埋之外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是厌氧处理，这种微生物处理方式是欧洲主要国家处理厨余垃圾的首选，但是投资大、成本高，国家需要补贴很多，因此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第 二种方式是进行堆肥，这也是一种微生物处理方式，但是会产生臭气，且所需土地面积大，不适合中心城市，例如南京曾经建造了一个堆肥厂，但因臭气问题刚开始 使用即被附近居民叫停。“而现在一些政府部门正在试点使用的厨余垃圾生物处理机可以说是堆肥方式的升级版。”杜欢政说，进行技术升级的机器解决了臭气排放 问题，但处理成本相对于传统堆肥也提高很多。
第三种饲料法和第四种厨余垃圾饲养蝇蛆法都能产生较高的经济附加值，但因条件和技术限制，目前在中国还未被广泛使用。
据悉，这四种厨余垃圾处理方式目前正在上海部分区域进行试点，但都还未形成大规模处理厂。未来，随着上海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的发展，厨余垃圾处理方式的选择会偏向于更加环保且更有经济附加值的方式。
“因此，在上海垃圾处理还以填埋和焚烧为主的情况下，做好垃圾分类是势在必行的。”杜欢政表示，“期待上海能成为一个‘零废弃’的社会。”
垃圾分类问题既是环境问题，更是资源和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个系统问题，需要在政府、企业、NGO、社会公众的利益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杜欢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