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再次吹皱农村生态市场一池春水。
报告两次提及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按照“生态宜居”等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10月23日的记者见面会上，环保部部长李干杰也算了一笔农村生态市场账：2008年至今，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中央财政投入375亿元，整治11万个村庄。2020年将完成20万个村环境综合整治，即覆盖我国1/3左右行政村。
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13万个。同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
另据相关文件初步测算，为完成中央近年部署的农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任务，到2020年农村环境治理产业产值将达2000亿元，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
1 自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乡村”之前，一些先知先觉的环保企业，已率先布局农村市场。尤其污水处理行业，桑德国际、碧水源等龙头企业做得可圈可点。
不过，这块蛋糕看起来诱人，可吃起来却并不可口。
据笔者行业观察，我国农村生态市场总体上仍处于“画饼”阶段，原来在城市生态市场顺风顺水的环保企业，进入农村市场后出现水土不服现象，致使企业后期推进乏力，市场主体一方望穿秋水，另一方却踯躅不前。
农业面源污染、固体废弃物、畜禽粪便、土壤重金属污染以及秸秆焚烧大气污染治理等领域，都曾有企业尝试商业化治理模式，结果多以“折戟沉沙”而告终。如利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生产生物质燃料的四川长生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了800万元，但运行一年半即宣告倒闭。
据北京桑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透露，即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生活污水处理行业，也面临管网建设难，收费体系建设、污水处理技术、运行管理等诸多困境。
部分中小私营废品收购站，因为利润低微，市场价格起伏大，陷入亏损状态。
另一个客观事实是，我国有约60万个行政村，250万个自然村，星罗棋布，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各种地形区上。市场分散，企业难以创造规模效益。如生活污水处理市场，若所有村庄全部铺设污水网管，建立污水处理站并不现实。
根本问题还是资金问题。规划财务司有关负责人坦陈，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和运行模式仍然以各级政府为主，市场主体和社会资金参与度并不高，农村环境治理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2 社会资金围观，部分环保企业遭遇市场瓶颈，既有客观国情原因，也有市场机制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态防治市场还不成熟，仍需要政府和企业精心培育。
北京桑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称，农村污染商业化治理的前提条件是市场化，农村一些领域的治污困局，正是因为市场难以形成。
没有城市的各种成熟配套设施和政策，环保产业在乡村必然步履蹒跚。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污染防治是其中重要一环，政府应加强农村基础建设，水、电、网、路等齐头并进，为企业运营保驾护航必不可少。
环保企业进军农村市场需要政府环保机制配套跟进。地方政府应尽快完善农村环境治理的机制，改变政府在农村环境领域公共管理职能长期缺位的状况，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环境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2016年，中央在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术、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的监管制度”。
有法律专家表示，针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和条款几乎是空白。
十九大报告在生态体制改革整体布局中称，“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未来的法律法规制定中，必将涉及农村环境污染防治问题。
报告还称，生态体制改革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探索的农村生态市场的PPP模式，体现了报告的提出方向，也在过去污水治理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可预见PPP模式将被精耕细作，发挥更大功能。
但有专家认为，中国农村千差万别，不能“一刀切”推行一个模式，特别是一些县域面积大、经济欠发达的县市。再比如，平原村、山村、渔村，村落规模和自然环境差异极大，因地制宜才是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