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魁祸首”是河道旁长期存在的一处非法冶炼废旧铝作坊堆放的500吨左右废铝渣，部分已经没入河道。该废渣堆存点正是近期生态环境部“清废行动2018”摸排发现的存在问题的堆存点之一。在全国，目前这样的堆存点已经发现了1011个。
5月9日至15日期间，生态环境部抽调3000人，组成150个督查组，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亮剑彻底排查固体废弃垃圾(以下简称“固废垃圾”)跨省倾倒情况。
这一利剑行动正是源于当前愈演愈烈的长江固废垃圾异地倾倒事件频发。记者了解到，固废垃圾跨省倾倒长江的案例长期存在，且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转移倾倒的迹象明显。与此同时，固废跨省转移背后牵扯出的“黑色”利益链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受访专家表示，固废垃圾跨省倾倒的现象一方面暴露出当前下游地区固废垃圾处理能级和政策引导的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上游地区监管审查力度不足，造成企业与个人违法倾倒固废垃圾的成本低的现状，这成为当前固废跨省转移背后“黑色”利益链的滋生土壤。
跨省转移背后的利益链条
实际上，长江固废跨省倾倒早已长期存在。2016年7月，2万吨上海垃圾转移倾倒苏州太湖;2017年10月，长江安徽铜陵段被倾倒大量工业固废;2018年4月18日，安徽芜湖再现4000吨工业垃圾沿长江跨省非法倾倒的案件……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当前诸多围绕长江固废跨省倾倒的乱象存在着：一方面，在固废跨省转移中，部分内陆有处理资质的企业，超范围承接固废垃圾处理业务;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的下游地区日益扩大的固废垃圾处理市场需求，也滋生出各类“黑色”产业链条。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固废处理的黑色产业链中，往往下游地区正规渠道的处理费用每吨需要花费6000至8000元不等，而通过非法处置的“黑市”每吨则不过几百元钱。两者间有着巨大的利差，而通常后者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多为非法偷埋、转移倾倒与焚烧等方式。
除此之外，在一些城市工业区中很多“收垃圾”的生意人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了解到，他们有的人一边做着废旧物品回收的买卖，一边帮助部分工业企业介绍废固垃圾处理的业务，从中谋取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
只不过，在记者的接触过程中，这些人相当谨慎，他们也只做“熟人”的生意。
“对于部分企业来说，不管用什么处理方法，只要价格合适就行。”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追求低成本成为当前固废跨省处理链条形成的关键因素。
而除了“黑色”利益链中粗放处理模式，正规渠道的固废跨省转移处理同样也处在一定问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长江上游地区部分有处理固废资质的企业存在着超范围处理工业固废垃圾的情况发生，甚至一些企业打相关产业的“擦边球”无相关证件处理固废垃圾等。
在上海远郊区一座废旧物品处理厂门口，记者拨打了墙上印有的垃圾处理电话，对方向记者介绍称内陆省份的一家电子固废垃圾处理厂可提供其他工业固废垃圾的处理服务，“价格可进行商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当前，长江固废跨省倾倒，正呈现出长江下游地区转移至上游地区堆放、倾倒处理的特征。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发达地区处理固废垃圾的成本更加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固废垃圾被运往欠发达地区处理体现的正是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而从监管的角度来说，也说明被转移处理地的市场监管存在严重不足，执法不到位的情况，使得当地的违法处理成本低。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还有一种方式是以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跨省处理。”曾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同此前很多产生固废多的外资企业转移至中国一样，当前阶段，很多产生固废垃圾量多、能源消耗大的工业企业正以产业转移的方式向欠发达的、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布局，这种固废跨省转移的方式更加不明显，但同样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斩断利益链条?
近日，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去年以来，广西、河南与安徽等地固废倾倒案件频发，使得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加大力度严厉打击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此次生态环境部正在推进中的“清废行动2018”也正是为这一根本目标而来，剑指斩断其背后的产业链迷局。
4月9日，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聚焦长江经济带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工作方案》，要求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重点区域，排查沿江沿岸固体废物，严格追究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和所在地政府责任，督促建立健全废物处置机制，切实消除环境隐患。
据了解，5月9日至13日期间，“清废行动2018”各督查组共摸排核实了2097个固体废物堆存点，发现1011个堆存点存在问题。
而在此次生态环境部清废专项行动开展之前和过程中，各地也相继推动长江清废行动的风暴潮。
公开资料显示，3月12日，江苏省公安厅、环境保护厅等6部门共同下发行动方案，决定从即日起至今年底，在沿江八市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江苏段污染环境违法犯罪集中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向长江水体非法排污、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等犯罪行为。
两周之后的3月28日，重庆海事局长寿海事处、长江航道部门、长航公安等部门在辖区水域联合开展了长江干线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整治工作。
4月4日，安徽省召开长江安徽段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专项整改推进会，连夜制定了《安徽省皖江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督查工作方案》。排查出贵池前江工业园19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工业园管委会主任被免职。
但记者也同时注意到，生态环境部与各地方“刮起”的监管风暴更多的还是从“堵”的末端治理层面来斩断固废异地处理的利益链条，而如何从前端治理层面就介入更是当前需要着重思考解决的关键。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记者，分析众多的非法倾倒事件的原因，既有利益驱使下的侥幸心理，也有监管不到位带来的执法漏洞，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地方的固废垃圾处置能力不足的现象。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种处理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足够的处理力量。以上海为例，全市仅有12家有资质的固废垃圾处理企业，处理能力捉襟见肘，市场供需的矛盾突出。
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郊区的一家电子固废垃圾处理企业，临近下班时间，记者看到门口仍有4-5辆装满冰箱、电视机的卡车在焦急地排队等待进厂。工厂门口处，一位司机师傅向记者抱怨道，中午他的车就到这里排队了，但仓库一时半会无法腾出足够的空间卸货，不知道还要等多长时间。
此外，固废处理的科技含量仍不高，限制了固废处理产能的提升。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绝大多数的固废垃圾处理方式还是以焚烧和填埋两种方式为主，在上海目前这两种处理方式占比就达到了80%。
曾刚则表示，虽然当前处理固废垃圾的手段还处在初步阶段，但实际上目前国内在处理技术上已不断有所突破，如再生利用、干化技术等相对简单的领域都有新技术产生，但关键阻碍是从事相关领域的市场成本太高，导致有新技术处理能力的企业无法“活下去”。
“光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才行。”曾刚表示，要避免固废垃圾跨省转移处理，需要从当前的监管治理的末端开始，沿着链条向生产减量的前端环节推进，来实现“治标更治本”的目标。
为此，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大长江经济带上对垃圾处理技术的投资，进行技术攻关;另一方面，也要从政策层面上，在企业生产源头就将产品的回收成本纳入到整体的成本中去，让企业的产品投入市场前就承担相应的回收成本，将生态理念深入工业生产的链条前端，来实现废固垃圾的生产减量。
另外，李佐军也认为，要斩断固废垃圾异地处理的链条，当前阶段上游地区的被转移地除了要加强监督管理外，还需要提高固废垃圾的准入、堆放门槛，并为此制定非常严格的地方规划与实施办法。
“门槛提高，政策趋严，违法成本自然也高。”李佐军指出，这需要后期各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各方力量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