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D.A.Y
「导语」
1976年4月30日，10万吨的大连原油码头建成投产，打开了中国到日本的能源通道。
大连，这座梦想与现实交织的城市是大庆绕不开的记忆，她是中国东北的门户，仿佛总是敞开怀抱在迎接世界。1997年12月23日，大连新港鲢鱼湾原油码头油库的两座2万立方米的原油罐腐蚀严重，我被邀请去现场勘察做整治方案。在大连新港公司的档案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连油港的历史。
『 大连油港的作用』
一幅幅发黄的照片和一张张发黄的图纸告诉我寺儿沟是大连的最初记忆，大连的历史是从寺儿沟开启的。
大连是上帝赐给中国东北的一块宝地，它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边是黄海、西边是渤海，三山岛环列、风平浪静、港阔水深、不淤不冻，是航海家眼里最好的港湾。1904年，美国美孚、德士古和皇家荷兰壳牌的到来使得寺儿沟成为了中国东北最早的油码头，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占领大连,开始修建港口，1907年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接管寺儿沟港区。一个叫相生由太郎的日本人在寺儿沟建造起来的红房子成为了那个时代大连的地标建筑，他掠夺性地收购中国东北的大豆，贩运到日本做肥料、喂牲口，码头上成千上万的劳工扛着豆袋、豆饼是那个时代的一道风景，繁荣的大豆、豆油贸易使得寺儿沟码头迅速扩大，由木制栈桥改为钢质栈桥、由一条栈桥变成了两条栈桥，大连港迅速成为中国东北的第一大港口，大连这座城市从此被日本人广泛传颂，甚至被日本诗人青冈卓行称为最美丽的城市。
从1960年6月1日大庆的第一列油罐车发往锦西炼厂开始，中国政府就面临大庆原油外运的问题。大庆油田原油的产量远比想象的来得多、来得快，1960年大庆97万吨石油的产量就突破了中央政府给统管全中国油田的石油部下达的计划，1961年，大庆的石油产量达到了274万吨，完全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期。
中央政府开始布局南方炼厂，大庆原油将被送往这些炼厂。首先进入中央政府视野的是上海炼厂。上海这个中国的工业基地，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更加期待石油。上海炼油厂，这座位于中国东海的炼油厂，从1953年开始加工来自中国大西北玉门油田横穿中国的原油，到1959年加工能力只有50万吨。1961年中国石油部开始部署上海炼油厂的扩建，加工能力由50万吨／年扩大至100万吨／年，1962年再增加50万吨……；茂名炼厂，这座位于中国南端的炼油厂，1958年为页岩油兴建，并没有让点得着火的石头燃烧起来，在燃烧数万名建设者的热情后，建起来的300万吨页岩干馏炉设备似乎等不到点得着火的石头，成为了石油部不得不面对的困局，1960年12月，被迫调整为加工原油，启动100万吨/年的一蒸馏装置改造……
大庆原油下海运往上海炼油厂、运往茂名炼油厂，大连港是最好的出海口，但是寺儿沟油码头似乎还沉浸在豆油贸易的记忆中，根本没有足够的储油罐，承担不了原油下海的任务。中国中央政府临时决定将连云港3座5千立方米的油罐拆迁到大连。1961年4月15日，大庆的第一列油罐车抵达大连，寺儿沟油码头开始了转运大庆原油的历程……
大庆的原油来得太快、太多，这座梦想的城市还来不及准备好迎接这么大量黑色液体。1961年，寺儿沟码头只有60万吨的综合通过能力，但是中央政府1961年给大连的原油下海计划达到200万吨、1962年是300万吨……
当我站在大连大孤山新港招待所的阳台上，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油罐区，根据新港公司的朋友介绍，大孤山已经有超过150座油罐，总的库容量超过了1000万立方。我眼前的情景，近距离的感受似乎比我在日本上空看到的日本国家石油储备库更加宏伟和壮观。我站在商业世界的土地上，看着忙碌的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利用每一份资源赚取每一分利润，这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油罐区隶属于四大国有公司，我可以想象这四大国有公司通过各种商业运作模式在分享大连新港码头2300万吨的油品装卸能力，储罐的库容和码头装卸能力之比大约是1:2；但是我无法想象1961年中国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央政府是如何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把3座5千立方米的油罐搬迁到大连，这是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在运转，不能想象从国家领导人到施工工人需要多少个环节，3座5千立方米这么细微的一件小事情在国家机器里是如何通过这些环节的，而这3座5千立方米的油罐又是如何完成200万吨原油的装船工作量的，储罐的库容和码头装卸能力之比大约是1:200，虽然寺儿沟油库在1962年以后经过两次扩建，但是我能够找到的在1961年油罐资料，只有这3座5千立方米的油罐。
从1962年到1972年之间的两次改造，寺儿沟油库扩建了一些油罐、增加了一些油库管线，栈桥却始终没有太大的改观，一直到1972年稻山嘉宽访问中国后，大连新港开始在靠近寺儿沟的鲶鱼湾筹建新的栈桥码头。
『 第一个原油出口合同的签订』
1972年8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贸易代表团，日本首次向中国提出希望每年从中国进口至少有1 亿吨原油。
周总理说：若向日本出口 1 亿吨的话，中国每年就必须生产8亿吨，否则无法满足国内外的需要；现在知道中国有石油，但开发需要时间。周恩来总理并没有明确答复是否同意向日本出口石油，按照稻山嘉宽的理解，周恩来的言外之意，石油开发是为了全体国民，而石油出口不过是国家建设的一种手段。
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口增长很快，粮食和棉花是中国政府面临两个主要问题，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有2.4亿吨，需要养活6.95亿人口，美国同期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亿吨，而人口只有2.03亿。和所有商品一样，粮食和布匹也实行的是配给制，饥饿和寒冷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国没有石化工业，纺织工业主要原料是棉花，棉花产量一直徘徊在4000万担，扣除军用，能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缺口达到40%以上，无法满足人们穿衣的需要，市场上买不到成衣，买布做衣服需要“布票”，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写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意思就是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年，新了穿、旧了穿、破了缝缝补补还要穿。
1971年从南方考察回来，国家主席毛泽东感触地说:“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的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当时中国政府面临两难的境地，棉花和粮食都是从土地里来，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势必减少粮食的种植面积。
1972年中国政府决定进口成套化纤技术设备和制造化肥的设备，解决棉花短缺和粮食增产的问题。1972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派团赴西欧、日本的考察，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给周恩来总理提交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明确“如果进口四套化纤生产设备，相当于解决500万吨棉花，这四套化纤设备可以从法国、日本进口”。
稻山嘉宽代表团与中国总理的会面促进了中日贸易发展。9月2日，也就是接见稻山嘉宽代表团第三天，周恩来在陈锦华的报告上批示“能否提前先搞日本一套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从石油中提炼的？”1972年12月25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与日本东洋公司签订引进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的合同，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73年，中国先后引进了四套化纤成套设备、建成四大化纤基地，其中三套从日本进口，上海石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引进的是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的六万吨装置。
1972年年底，中国国务院决定挤出一定数量的石油打进国际市场，首先向日本试销大庆原油，1973年4月10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了第一个向日本出口大庆原油100万吨的合同。
似乎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从稻山嘉宽代表团1972年8月底到访中国，9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联合声明》，12月底签署第一个成套设备进出口合同，4月初签订原油出口合同，一切进展的如此迅速，这对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来讲，确实像稻山嘉宽说的那样——“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便是中国的管道大军按照军事化管理、以闪电战的速度，依然没有赶上建设一条原油管道将大庆原油直接运抵大连港。实际上“八三工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建成投产。1971年10月30日，大庆原油正式进入这条管线，管道正式投入运营，开始了中国原油采用管道运输作为主流运输方式的历史。参加“八三工程”会战部队的士官们还没有从成功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就被调往中国的华北，建设另外一条管道。
也许稻山嘉宽对周恩来总理的理解是对的，“石油开发是为了全体国民，而石油出口不过是国家建设的一种手段”。可能中国政府认为原油出口日本在当时并不是“最有效”的“国家建设手段”，所以，才把“八三工程”“管道建设会战队伍”调往华北建设另外一条管道。
在第一个原油出口合同签订时，经过两次扩建的大连寺儿沟已经有了6万立方米的储罐。1973年5月15日，日本出光兴产公司的“三雄丸”油轮，由中川勇三与和贺井昭夫押船，第一次停靠在大连口岸。中川和贺田先生上岸，让崭新的原油码头洋溢着兴奋，中国工人在鼓掌，中川和贺田先生不断弯腰、点头致谢，中国工人更加热烈的掌声让中川先生高兴地唱起了自己编的歌，“买油要买大庆油，大庆油好，适合炼油，又可燃烧，油价也比较公道……”
『 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
就在第一船大庆原油从中国的渤海湾、驶过东海，驶向日本，日本出光兴产公司与中国原油码头上的工人一样兴奋无比的时候，日本政府已经感觉到了来自中东的压力，世界性的石油需求正在向着石油供应的极限逐步逼近，市场决定了价格，价格在攀升……石油输出国的激进行动使得石油价格上涨获得了更加强劲的动力。
1973年1月，在利雅得，沙特石油大臣代表中东六个产油国与在其境内从事石油生产的国际石油资本谈判，打破通过税收取得收益的利益框架、要求部分收回经营权，在达成经营权分配比例的协议后，中东国家似乎尝到了石油斗争的甜头，沙特国王提出用石油作为武器来对付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迅速上涨的石油价格让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的官僚们不得不再一次审视稻山嘉宽在访问中国前提到的“日本可以考虑以石油为基础开展与中国的易货贸易”的思想，1973年6月日本通商产业省的中曾根康弘要求制定站在石油生产国立场的新能源政策。
9月26日，首相田中角荣对电视记者说：“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油危机将在今后十年里发生”，但是，时间仅仅过去了十天，10月6日，埃及飞机的呼啸和大炮的轰鸣打破了田中角荣的预言，埃及和叙利亚等12个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动“斋月战争”，历史上被称为“第四次中东战争”，从而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战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情况更为严峻，因为日本国内几乎无油气资源，是极度贫油国家，抵抗力更弱。日本迅速出现供应中断、油价狂乱、成品油企业利润倒挂、制造企业成本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扩大等问题。石油危机使得政府对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政府采取了加强石油储备、开展石油外交、大力发展替代能源等多种政策以减少日本对石油的依赖。
似乎上帝特别垂青七十年代苦难的中国，就在中东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大幅攀升的时候，大庆油田原油产量像石油危机中的石油价格一样，迅速上涨，1970年的1700万吨，1973年达到了3000万吨，就在大庆产量攀升的时候，中国又发现了新的大油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1973年原油产量超过了1000万吨。中国突飞猛进的原油产量，似乎给日本带来了希望，日本犹如在在漆黑的太平洋中看见了一盏微弱的灯光，出光计助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从中国进口 1 亿吨石油正在变成日本政府的一种努力的方向，稻山嘉宽提出的“考虑以石油为基础开展与中国的长期易货贸易”的思想在日本企业界正在变成一种行动。
日本为促进中日贸易，财界先后成立了四个团体和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日中长期贸易协会委员会、日本石油进出口协会，还有两家专门从事中国石油进口的团体国际石油株式会社和日本中国石油输入协会……
1974年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180万吨、1975年520万吨……显然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的数量离出日本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1 亿吨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出口的增长速度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快的，问题是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的合约是一年一签贸易合同，没有实现稻山嘉宽提出 “长期易货贸易”的设想,这种一年一签的临时性贸易合同，总是让人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看不到远景。
『 中日能源通道的打开』
事实上，从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联合声明、恢复邦交正常化，双方一直在运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一部将民间贸易上升到政府层面的基础性文件，日本各大公司都十分看重这份条约，1975年9月稻山嘉宽探望病重的周恩来回到日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谏时任首相的三木武夫，转达了周恩来先生所说的，“还是早一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好，搞好了，三个月就可以了”，并在以福田纠夫为首的团体“曙光会”会议上，大声疾呼尽快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1976年1月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稻山嘉宽在表达对“一位缔造和平的领导人”周恩来先生的逝世感到“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时侯，仍然没有忘记敦促政府，“强烈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条约》”。但是，无论各界人士如何敦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没有像石油价格和大庆原油的产量一样进展迅速，谈判停滞不前，两国政府一直未能将民间贸易升格到政府层面。
“出乎意料的事情”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也是出乎意料地出现了。1974年8月15日，周恩来因病住院，委托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主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1974年11月26日，备受中国政府赞赏的田中角荣因为政治献金丑闻宣布辞职，这位赤脚从日本落后农村走到东京、没有上过大学的草根首相在位2年，还来不及理顺中日关系便黯然隐退；12月9日三木武夫接任；1976年1月6日周恩来总理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2月日本三木武夫内阁大选惨败，宣布辞职……
在建交后四五年中，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政局一直在动荡，中日关系就像一艘停泊在锚地的巨轮，随着海浪波动，虽然有起伏，但缺乏前进的动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断断续续，没有进展。
动荡的政局、停滞不前的政府谈判，并没有让稻山嘉宽失去信心，1974年10月，在中国东北，连接“八三工程”管道的铁岭到大连输油管线开始建设，更加坚定了稻山嘉宽的信心，他预感到这条管线的建设是为大庆原油出口做准备的。
这条管线与“八三工程”一样的口径720mm，每年可以外输原油2000万吨，2000万外输量虽然距离出光计助的1 亿吨差距很大，但是基本能够填补因石油危机沙特减产给日本供应减少的量，和已经签订的100万吨贸易合同相比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日本十分重视这条管线的建设，在连接这条管线的码头——大连新港公司鲢鱼湾油港码头还在筹备中的时候，日本就希望介入，按照日本技术专家的意见，最快捷和最省钱的码头方案就是单点系泊，当初中国人是接受这个方案的，唯一的分歧是中国希望安装两套输油软管，其中一套做备用，输油软管是单点系泊最关键的部件，日本人担心中国人会把其中的一套用在别的港口而影响向日本出口石油数量，坚持只安装一套。中国人一气之下废除了单点系泊方案，改用钢结构的栈桥方案，自行设计安装。
中国管道建设的“八三工程”给后来的管道建设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无论是指挥部的组织还是设计、施工的管理，整个工程像一台磨合好的机器，有序运转，铁岭到大连的管线按照人们的预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1975年9月3日，26万吨大庆原油进入这条管道，17日顺利抵达刚刚修建好的大连鲢鱼湾油库。1976年4月30日10万吨的原油码头建成投产，日本出光兴产公司十万吨的油轮停靠在崭新的大连鲢鱼湾码头。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数万人集聚在码头上庆祝开港，人们兴奋的不再是为日本10万吨的油轮和中川勇三等日本船员的到来，而是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10万吨原油码头，这次唱歌的不是中川，而是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
原油码头的启用，意味着大庆原油下海的通道被打通了。管线的贯通给大庆油田的原油调配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原油运输不再占用已经繁重不堪的铁路运力、对于铁路运力十分紧张的苦难中国，节省下来的铁路运力可以灵活机动地用于运输各类其他物质、包括开发大庆油田的机器设备；大庆不用再担心因为铁路运力不够而使原油滞留在大庆、阻碍大庆油田的增产；无论是流金铄石的夏天、还是冰雪肆虐的冬天都不能阻止原油在管道里流动；管道运输时间像时钟一样，十分精准地在规定时间内把大庆原油运抵大连港……但是，所有这些，在日本人眼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条能源通道形成了，它连接了中国大庆和日本东京，这就是通产相中曾根康弘1972 年7月21日在稻山嘉宽访华前所说：希望打开从中国进口原油的“道路”。
1976年，大连鲢鱼湾开港可以停靠10万吨的游轮，迅速提高了中国港口的装船能力，1976年中国向日本出口1006万吨。形式上讲，中国到日本的能源通道已经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