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科技】
地球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领导人的年度调查中，水资源问题多年来都是主要危机，全世界的报纸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水资源危机的故事。然而听了多年“狼来了”的故事狼却一直没有来，就像今年伊始，专家们预计南非开普敦将面临水源枯竭无水可用的情况，到年中的时候当地官员又欢天喜地宣称危机解除，水源问题并没那么急迫。人们不禁要问，全球真的面临水危机吗？
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个答案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与解决问题的意志力，全世界绝大多数与水相关的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全球水资源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还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严重挑战。
水资源危机与技术解决方案
近几十年来，全球在三个方面面临愈加严峻的水资源挑战。
首先，全世界淡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这意味着城市与农场需要巨额投入才能把水引到需要的地方。随着全球人口总量的增加以及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长，找到足够水源既能满足作物灌溉的需要，又能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用水需求就越发困难。这一挑战直接导致世界性的对主要河流与地下水过度开发的问题。
其次，水文循环变幻无常，太多的降雨会导致洪水灾害，太少又会导致干旱。虽然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断地与水旱灾害抗争，但气候变化问题让世界很多地区的降雨在级别与季节上发生很大改变，加剧了极端旱涝灾害的频率与强度。
再次，自然状态存在的水一般来说并不适合人类饮用，缺少清洁的水源是另一个古老的难题。而且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大量的农药、化肥、重金属排放让清洁水源更加稀缺。
尽管上述问题非常严重，但运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让绝大多数地区避免发生真正的水危机。
第一，城市与农场的大量水资源被“有效地”浪费掉，因此面临水源短缺的地区在改善水源使用效率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绝大多数城市，雨水直接排到下水道，然而雨水与废水都可以进行回收利用，新加坡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通过雨水污水利用满足了40%的水源需求。
第二，通过滴灌以及其他节水技术，可以精准地给予植物需要的水量实现产量最大化，从而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
第三，海水淡化技术的迅速发展，能够保护开普敦这样的沿海城市免遭旱灾侵袭。第四，在雨季充分利用地下水含水层作为天然蓄水池，帮助农民在缺水季节渡过难关。第五，即使是高度污染的水，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得到净化——当然需要付出成本代价。最大的难点在于，上述解决方案都价格昂贵，而从全球的层面来讲，我们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涉及由谁来买单、该付多少的问题。
解决水危机面临的挑战
绝大多数解决水危机的技术方案是建立在人们需要为自己使用的水付出更多费用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城市如果不提高水费，是无力负担诸如海水淡化等基础设施投资的。例如，美国圣地亚哥市在2015年修建了大型的卡尔斯巴德海水淡化处理厂后，向市民宣布截至2019年需要每年提高7%的水费来分摊费用。清洁饮用水供应也是耗资巨大的——如果要实现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清洁饮用水的标准，据评估每年至少需要1140亿美元。另外一些解决全球水危机的方案，例如减少农业用水，则需要行为方式的改变——更高的水价可以用经济的方式对行为进行更好的引导。因此不难发现，包括以色列、新加坡在内全世界水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收着全球最高的水费。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提高水费的经济动机强烈，但在政策与伦理上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免费或以高额补贴的方式为居民提供饮用水，为农业提供灌溉用水。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通过修建灌溉水渠、蓄水池与提灌站，为城市的饮用与灌溉用水提供巨额补贴。很多国家的政客不敢取消对农业用水的补贴，因为农民群体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人类用水权”运动确立了水在保护人类健康与福祉上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写入南非共和国的宪法中，因此提高水价也需要直面伦理道德问题。
在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政策制定者们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特别是，水资源定价还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如何评估叠加在水资源上的附加价值(环境、文化与美学价值)。像拥有悠久历史的恒河、尼罗河所代表的价值是难以进行量化的。
即使有一天全世界范围突然集体决定提高水价，到底有多少城市或地区能够负担得起还是个未知数。要让人们为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付更多的钱，可能在相对富裕的城市还容易一些，但对像开普敦这样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城市来说，定是难上加难。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民应该是用水的主体群体，他们收入微薄，提高水价无疑会增加农村的失业率并促使农民进城，这又可能威胁到粮食安全。
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与贫困常常让一个国家动荡交困，高水价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更是难以想象。比如，也门共和国首都萨那处于海拔7500英尺(2286米)的极度干燥地区，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清洁用水是一件成本太高、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也门、萨赫勒、叙利亚和约旦等是真正面临水危机挑战的代表国家，也是向全球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提出尖锐挑战的国家。可能水源问题只会困扰开普敦市的政府官员一阵子，而类似也门的水问题则足以让其他国家也伤透脑筋。
避免水危机蔓延需要全方位协作
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包括水问题在内的自然资源危机保持足够的警惕。开普敦并没有像人们此前担心的那样，因为缺水而进入无政府状态，然而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水危机正在催生大的社会动荡与难民问题。如果不动用大规模的国际干预结束也门内战并重建供水网络，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内，成千上万的也门人会逃离这个国家。成千上万约旦难民以及伊朗西南部的难民也可能出现逃离家园的类似情况。加沙、利比亚与伊拉克也都可能因为水危机爆发社会动荡与难民潮。
世界各国如何通力合作才能预防此类因水源问题引发的大型人道主义危机呢？政策制定者首先应该在尊重水资源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关注的焦点。包括联合国全球水资源与和平高级委员会在内的机构都关注水问题，但其着眼点是拥有共同河流流域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化解这类风险从外交层面来说的确重要，但在现实情况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宏观角度来看，水危机最大的影响在于动摇地区间与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各种援助机构等对所在国及地区的政策拥有最通透的认识，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需要整合来自这些机构的资讯信息，从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角度预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其他风险。
政府对水行业的补贴反而降低效率导致浪费，需要逐步取消。在很多国家，这样做意味着政府对大型灌溉与地下水开采工程巨额融资的终结，在政治上是非常冒险的。既不能让穷人处于高温干旱中，又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帮助国家政府逐步取消燃料与能源补贴，多边机构通过全球化的努力，已经开创了成功的先例。以美国费城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启动创新型的政策来应对水价承受能力问题并初具成效，这些经验可供其他城市借鉴。联合国水资源高级委员会也建立了一套机制，对差异化评估水的价值达成了共识，即使这样做很微妙，但机制保证全球开始共同直面水价问题。尽管私人投资者对于水行业觊觎已久，但其低效率的弊端也让他们望而却步，而上述改革举措能够吸引私人投资者的资金投入。
最后，国际社会需要针对如何帮助也门这样的国家解决严重的水危机展开严肃讨论，在这些水资源脆弱国家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案例都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经验教训。一些前景不错的项目也正在进行中——华盛顿最近公布的全球水资源战略，为水源脆弱与稀缺的国家加强水安全方面的投资勾画出了清晰的目标。创新型技术，例如小型太阳能海水淡化设备，也会在助力水安全的实现中大显身手。总而言之，没有大规模的投资，这些创新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对全世界的水行业来说，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用多少蓝色的环保正能量洗脑，而是投入多少绿色钞票来对行业洗牌。
(撰稿 斯科特·摩尔 编译 杜珩 原文刊登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编译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震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