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的大气污染治理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兴于90年代末。近五年，更是大气污染防治力度最大、措施最丰富、战线最广泛、成效最显著的时期。到2017年底，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了58微克/立方米。
这是一场持久战，众志成城，久久为功，只为换来“北京蓝”的常驻。
消烟除尘大会战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一打听才知道，是发电的。”上世纪70年代，发电工褚景岚整天和燃煤打交道，灰头土脸，连眼圈都是黑的。
那时候的北京，工业基本全是高能耗、高污染。三个连片的工业群，一个在石景山，一个在垡头，还有一个在宋家庄。从吴家村到鲁谷一带，就有著名的京西八大厂，全是污染大户。空气中弥漫着二氧化硫和烟尘，煤烟型污染和工业污染突出，尤其到采暖季，二氧化硫的浓度能破百，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是TSP（总悬浮颗粒物）。
刚刚参加工作的褚景岚单位就在烟囱林立的石景山——高井电厂的三根大烟囱，石景山热电厂的两根大烟囱，再加上首钢数不清的烟囱群，每天都冒着黑烟。“永定河的河水都被染成了灰汤子，一下雨，全是灰泥。”
1971年成立的北京市三废治理办公室，于1979年1月更名为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与改革开放同步。
80年代，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就曾提出首钢搬迁，可是“首钢跺跺脚，石景山都要抖一抖”，在当时，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搬不了怎么办？治！可技术、资金条件都有限，治理只能着眼于末端。全市开展了“消烟除尘大会战”。各街道、乡镇的工业企业，凡是涉及燃煤锅炉污染的，都要在末端安装除尘器。每年11月15日供暖首日，市区两级领导都要“登高查黑”——登上中央电视塔，检查全市的消烟除尘情况。
褚景岚回忆，那时的秋冬季，赶上大气条件不好，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西北风得狠狠刮上三天，蓝天才能重现。“那会儿天不好以为是大雾，不知道是霾。”因此，治理更多的是针对看得见的烟尘。
大大小小的烟囱冒黑烟，全市开始发展连片集中供热，用吨位较大的燃煤锅炉替换掉小型的、分散的燃煤锅炉。
散煤污染大，北京在7个区建了13条生产线，推广型煤替换散煤。
……
“消烟除尘大会战”，使北京市区空气中的降尘量和烟雾日明显减少，基本告别了“黑烟滚滚”，TSP的浓度大幅降低。
第一个千人大会
全国第一份空气质量周报，发布自北京，时间是1998年2月28日。
同年10月，北京空气质量周报连续五周出现四级，空气污染突出。市政府紧急向国务院报告：北京大气污染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需要重大制度、政策、技术变革，需要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1998年12月1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北京市召开贯彻落实控制大气污染紧急措施动员大会。那是第一个千人大会。一时间，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成为全国重点，北京的大气污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1998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北京市开始实施控制大气污染紧急措施，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批示：“国务院完全支持北京市为控制大气污染所采取的紧急措施。”第二年10月，国务院批准《北京市环境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1998年-2002年）》，用国债60亿元支持北京市的大气污染治理。2001年，北京市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环境保护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北京市向大气污染宣战的大幕就此拉开。从1998年至2012年，北京市分阶段、分年度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控制措施。
这时，北京市的污染状况不再像改革开放头20年那么简单了，已经从煤烟型和工业污染为主，逐步发展为煤烟、机动车尾气、工业排放、扬尘同时并存的复合型污染。也是从那时起，PM10（可吸入颗粒物）成为了监测、评价及考核的对象。
连续15年，大气污染防治紧急措施按阶段进行，大规模改造燃煤设施，升级更新机动车排放标准及油品标准，严抓公交、出租、邮政等重点行业车辆更新换代……紧急措施每年分为采暖季和非采暖季两个阶段，综合施策，有序推进。
2012年9月30日清晨，公交集团驾驶员刘建辉不到5点就早早到了车队。这一天，他开着全市第一批液化天然气空调车驶过长安街，“真威风啊！”
全新的液化天然气空调公交车，干净整洁又凉快，成为长安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市民连连叫好。
也是在这段时期，PM10的污染问题突出。特别是2000年至2002年，北京多次遭遇沙尘暴天气。2002年3月20日，强沙尘暴入侵，PM10日均浓度超过国标4倍多，是10年来最严重的沙尘天气。
北京市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在风沙入侵的路径上，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在本地扬尘的管控上，也提出了如工地应设置不低于一米八的硬质围挡，土堆必须覆盖、施工工地道路必须硬化，连中小学操场也全部改成塑胶面。
首钢搬迁也从“不可能”变成了现实。2005年和2006年，首钢和北京焦化厂相继启动停产搬迁。到2012年底，北京市调整搬迁400多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五家电厂除京丰热电厂改烧天然气外，其他四家全部装上了高效脱硫除尘脱硝设备，污染排放控制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98年至2010年，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近5倍、机动车保有量增加2.6倍、能源总消耗增加0.8倍、人口增加近0.6倍的情况下，北京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浓度均明显下降。
“APEC蓝”的启示
2012年，全年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接近80%。但对人体危害更大、对许多人还很陌生的PM2.5（可入肺颗粒物）一直潜伏于污染物中。秋冬季频频出现的雾霾天气，让北京不得不直面这一肉眼看不到的“恶魔”。
2013年1月1日起，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开始实施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监测并实时发布PM2.5。
监测的头一个月，北京就遭遇四次空气重污染，首尾两次时间各长达5天。整个1月份，雾霾天气长达23天！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北京市同步启动《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清空计划”）。提出到2017年，PM2.5年均浓度要比2012年下降25%以上，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
“清空计划”还明确了八大污染减排工程、六大实施保障措施和三大全民参与行动，对政府、企业、公众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和目标。在五年间，北京将按机动车、工业、燃煤、扬尘等污染源，划分出了84条量化任务和目标。
北京，正式向PM2.5宣战。
科学依据和指引也随之出炉。2014年4月，经过一年半的研究，PM2.5源解析结果出炉——在北京PM2.5的来源中，区域传输贡献约占28%至36%，本地污染排放影响占64%至72%；在本地污染源中，机动车占比31.1%，燃煤占22.4%，工业生产占18.1%，扬尘占14.3%。
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呼吸共命运，北京市的大气污染治理，不能独善其身。为了加强区域合作，2013年9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正式成立。
2014年“APEC会议”，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七省（区）市开启了第一次尝试，环保部门跨区域、跨部门联合会商空气质量。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大气室主任李云婷对那异常忙碌的半个多月记忆犹新。“每天定时开展视频联合会商，各省市监测人员共享监测数据，一起分析、研判、预报，随时滚动更新。”
正是在区域的联防联控下，“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虽然经历了两次不利的气象扩散条件，但仍收获了11个空气质量优良天，PM2.5日均浓度值平均下降54.5%。
“APEC蓝”给了大家启发。从此，大气污染治理不再单打独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协同作战。
五年来，七省区市共享空气质量、污染排放等数据；北京同保定、廊坊，天津同唐山、沧州结对治污；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执法联动；区域重污染统一预警分级和应急联动机制……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工作时强调治理大气污染的指示精神，北京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更是上升到了顶层设计层面，攻坚战“超常规”进行。“什么是超常规？就是过去用十年干的活儿，现在用几年干完！”北京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于建华说。
五年来，北京市大规模的煤改清洁能源和污染产能退出的治理工程基本结束。
始于1998年的治理燃煤在这五年加速。早在2012年，本市全年煤炭消费总量还高达2270万吨，到2017年，北京市燃煤总量已减至490万吨；
老旧机动车累计淘汰216.7万辆； 1.1万家上账“散乱污”企业分类清理整治；
史上最严《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出台，加倍计罚，处罚不设上限，5年固定源立案处罚1.62万起，处罚金额5.9亿元……
截至2017年底，北京PM2.5年均浓度达到58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34.8%，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的任务目标，其中二氧化硫年均浓度首次降至个位数8微克/立方米。
2017年12月，应联合国环境署邀请，北京市政府、科学家等代表一行在联合国环境“科学-政策-商业”论坛上，总结回顾了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措施、效果、经验和教训。北京市的治理措施和成效，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高度肯定，称赞为全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了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是该论坛首次单独以单个城市经验为案例举行专题研讨。
精治法治加共治
这场持久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今年5月最新发布的PM2.5源解析结果中，本地移动源占比从2014年的31.1%上升至45%，扬尘源占比从14.3%上升至16%，工业源降低至12%，燃煤源降低至3%。
“数据说明的是大气污染结构的变化，表明过去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工程减排治理成效明显，而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市民正常生活的‘刚性’污染比重越来越高，在治污策略上就不能光靠工程减排，要转向管理减排，突出精治、法治和共治。”北京市环保局负责人说。
精治，重点在“最后一公里”的环保责任。全市目前已有163个乡镇（街道）纳入精细化治理，占全市乡镇（街道）总数一半。乡镇（街道）全面摸排辖区的各类污染源，各行业都要不断提高精细化水平。
法治，是更加严格的监管。今年乃至未来若干年的重点都将围绕重型柴油车和扬尘治理，今年前7个月，全市已处罚18.3万辆次超标重型车，超过去年全年的3.8倍；在67个站点的高密度PM2.5监测网络下，还上线了1300多个空气质量监测“小微站点”，利用“热点网格”更精确地打击各类环境污染行为。
市民张温远在每周机动车尾号限行的基础上，自愿加入到“再少开一天车”的队伍中，将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量放到“北京机动车自愿减排交易平台”出售。像他这样的“弃车族”，北京已经超过10万人。
近五年的大气污染治理，改善了空气质量的同时，也收获了民心。公众从原来的抱怨、指责、质疑，渐渐变成了支持、理解、参与。人们逐渐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也是制造者，更是治理者！
去年的一份调查显示，80.5%的公众认为自身应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数据比2013年的65.3%明显提高。还有43.3%的公众表示自己打过12369环境举报热线，主动举报过环境违法行为。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教授所言：“通过不断的大气治理，戴口罩会从现在的时有发生变成偶尔发生，或者成为大家基本没有印象的行为，最终把它完全消除掉。”
这，是所有北京人共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