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也已经不是印度第一次针对可再生能源组建实施反倾销政策了。政策的过度干预、招标与拍卖流程不规范，一直是困扰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印度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释放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4月3日，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与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共同发布报告《“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发展合作路径及其促进机制研究》（以下简称《报告》），其中预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区域市场及国别市场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可能达到644.334吉瓦，风电、太阳能总投资可能达到6443.34亿美元，中国参与其中10%的市场份额，即有644.334亿美元的投资市场空间。
如此之大的海外市场并非铁板一块，不同区域正面临不同的结构性矛盾。如在中国可再生能源率先“走出去”最集中、最密集的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开始面临项目投资过快过急、电力阶段性过剩的问题；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存在互信程度较低以及劳务准入的问题；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是我国制造业转移的基地，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产能过密以及部分国家的反倾销政策。
从区域重点来看，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主任张世国认为，“得中东北非者，得可再生能源海外合作的制高点”。中东是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核心市场之一，如沙特计划到2023年发展4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所需投资高达500亿美元，部分非洲国家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也为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提供了指引和抓手。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普遍面临的项目落地难问题，《报告》指出，重点是合作机制和能力建设。由于缺乏合作平台和统筹机制，企业各自为战，项目、产能、投资和政策体系难以匹配，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强化协调，减少单打独斗，充分利用国家间的双边、多边外交渠道，促进投建营项目的对接与整合。
此外，张世国认为，对于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而言，最重要的因素仍是政策协调。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已经走过了可再生能源教育的阶段，已经开始建立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在这一阶段，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发标方，即使在欧洲、美国等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区域，政策因素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可再生能源合作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层面的规划与合作，推进跨境联合研究、联合咨询，发挥政策规划作用以引导合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