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树伟
根据中电联统计快报，截至2018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9亿千瓦。其中，水电3.5亿千瓦，煤电超过10亿千瓦，核电4500万千瓦，并网风电1.8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1.7亿千瓦。
全国发电装机及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均居世界首位；相应的，发用电量接近7万亿千瓦时，代表着一个年营收超过5万亿的人造电力系统；电源电网投资年流量超过8000亿元，其中电网投资超过5500亿元；电力生产与供应业直接就业人数超过500万。
与此同时，在发电、输电，特别是配电与用电侧，基于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电力系统数字化改造（包括电网公司推动的“泛在电力物联网”）以及新的商业模式创新正在平静但是凌厉的进行。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规划运行的时间节点，目前正是一个进行十四五（2021-2025）规划设计前期研讨的阶段。站在这样一个存量现状的系统面前，我们开始以五年为周期重新思考电力系统发展。
这种思考将是意义重大的。电力行业面临着国内外快速变化的形势，具有自身的目标、约束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电力系统的发展，具有朝向更高效运作、打破行政与自然垄断、建立统一开放竞争市场、突出消费者参与和权利愈加清晰的目标；同时，一直很重要的安全稳定运行约束仍旧关键，而本地环境与气候约束无疑将越来越紧；诸如扭曲的煤电标杆电价、非经济效率为价值标准的调度体系、建立又短又快的市场的能力与意愿等短期问题影响着行业的长期表现。
本专栏将是我们进行这种思考的载体。从现在（2019年3月）到2021年8月间，我们将根据政策层面的最新进展，结合目标、约束以及短期的问题，分别讨论涉及电力系统各个层面（特别是规划体系）的若干重要方面，并在本专栏最后一期（预期2021年8月）发布卓尔德中心(www.draworld.org)版本的《电力十四五规划设计（2021-2025）》执行摘要。
我们期望，这一小的集体产品（笔者主笔，但是研究基础、信息校核、图表制作由3-5位同事共同完成，将予以贡献注明）能够丰富各位读者与业内人士的信息与思考，共同为塑造2025年的电力系统发挥作用。
本期开篇专栏，我们将介绍专栏的视角、讨论范式、语言风格以及目前确定要讨论的内容主题。未来的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仍将是可能的。但是无疑，本开篇将提供一个存量基础，供边际上进行改变。
视角——以经济视角为主，辅以政治、法律视角
在我国，由于社会进程与进化如此的快速，以至于很多问题的讨论往往“鸡同鸭讲”——并不在一个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下讨论。所以观点的差异往往也有“世界的神是上帝还是阿拉”那么大。因此，讨论一个问题之前，明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必要。
这也是在讨论之前必须交代视角的原因。因为不同的视角，往往意味着价值观依据与视野范围的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基于何种“好”的目标，以及何种方法论标准，甚至是意识形态作为标杆，进行问题的分析与主观评价，并针对性提供解决方案。
这样说是抽象的。让我们举个例子吧。首先从一个段子开始——“一架飞机超载，飞机上有四个人，分别是亿万富翁、政治家、医生和一个胖子（130kg），如果你现在必须扔下去120公斤重量，否则所有人都玩蛋。请问你会扔下谁？”
大部分的答案是胖子（美联航选择的是华裔医生），因为这可以很方便的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多问一句：为何不是其他两个人？似乎就没有了下文。
所以，这种药方的价值观就是方便性原则，简单快速直接的解决问题。
举这个例子并不跑题。如果你仔细分析我国的很多能源政策，你就会发现，相当多依靠这种粗糙但是稳健的规则行事。比如对高耗能的歧视、调度可再生能源的方式、东北调峰不是市场份额问题而是辅助服务等等。
当然，还会存在很多其他视角。比如说论证出“麻烦制作者”（不限于一个），然后对其进行阶级斗争，然后扔下去。推选一个长者，他来裁决确定那个倒霉蛋。或者按照“后上来的先下去”的规则。这些，无疑都是政治原则。
经济的视角，往往意味着效率优先、整体最优、二次分配。我们的讨论则选择以经济视角为主，也就是说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效率作为大部分时候的标准，但是避免“最穷的人损失反而相对更大”（也就是政策必须具有累进性质）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约束。这是我们提供规范性建议的“参考基准”，而政治与法律伦理视角将更多地用于理解发生的故事以及我们形成复杂价值判断的额外依据。
这样做的理由，根源于电力市场，特别是西欧与美国的电力市场设计与实践，往往基于严格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很多人可以质疑经典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笔者是其中之一）不反映现实，不反映人性，前提错误。但是这与电力市场完全无关。电力市场恰恰是根据规范理论（什么是好的），而不是描述性理论设计的追求效率第一的人工智能市场——算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价格。
那么，回答飞机扔人的问题，电力市场设计专家无疑会给出一个类似容量市场拍卖的建议：根据120公斤重量进行招标，谁（们）跳下去需要的补偿最少选谁；然后需要的成本所有乘客分摊。细节问题比如分摊是根据绝对平均、乘客重量加权还是拥有财富还是其他标准，可以以民主讨论的方式决定。
最后，我们追求讨论的高度透明性。什么是信息与事实，什么是观念与观点；什么是我们的研究结论，什么是别人的洞见；争议是关于事实的理解不同，还是价值观问题需要取得妥协等等，都将尽量标注（比如尾注、来源）与说明的足够清晰。
讨论范式——基于边际改变与集体行动逻
这一专栏的着眼点在于讨论十四五期间需要的政策实施与政策改变，落脚到基于新范式的电力十四五规划设计。这系于对目前的政策环境的识别，对既有范式的理解，以及我们推动实施的新范式的总体思路。
这种新范式，我们暂时将其称为基于集体行动逻辑与边际改变的新规划设计。
集体行动的逻辑无疑是过去的规划非常缺乏的。过去的能源规划与政府对行业的指导与管控(通常以政府规定或者通知的形式)，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方法论，甚至是语言范式与修辞。
典型的就是对各种电源发展的抽象形容词界定(比如煤炭要优化、可再生要大力、节能要优先、其他要审慎)、对地区与能源品种的所谓“定位”(比如能源基地建设)，对给定需求的供给方案的安排(比如2020年需求是个多大的“盘子”)与控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层面，那么就是各种能源项目的结构、布局与时序等。
这种范式很像“战场指挥官”或者“交通警察”，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本领，所以也有“全国一盘棋”一说。旨在组织或者控制市场，或者其中的部分从业者（比如抓大放小），属于典型的行政垄断。
一般而言，这种确定的目标与方向，缺乏作为集体目标所必须的机制去激励相容的实现，而制定规划的部门，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威与明确的政策工具也不得而知。这方面的例子，诸如“能源行业的工作重点已经改变”、“煤炭是否说退出就退出”等不一而足，都类似一个人在思考问题。面对一个问题，不是分析基于目前的政策（或者改变的）技术环境分散的群体会如何选择，而是代替所有的人做这种选择。
而边际改变之所以重要，因为现实已经发生不可改变，笼统的就整体进行描述，会严重缺乏信息含量与方向感。比如给定现在煤炭是能源结构的主体，如果说“2040年煤炭仍旧是主体”，那么这句话完全没有提供新的信息含量，也无法回答“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变化问题。二值化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的理解，但是在能源领域对一些连续区间问题的二值化无疑会产生明显的逻辑错误。
这也是过去很多规划文件的抽象形容词全部需要具体界定的原因。比如，“大力发展风电”的说法在我国的大小政府文件，各种报告中有高频率的出现。一方面，我们并不知道多大力算大力；另一方面，基于目前的政策环境形成的力度，也不清楚未来的力度到底是需要再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从组织体系而言，这也涉及一个组织如何不断进化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边际改变，才能明晰目前起作用的规则与范式有哪些，才能在长期导向可以理解与有方向感的进化。持续20年的“大力发展风电”，无法告诉我们任何东西。
语言风格——向陈词滥调宣战
英文世界中充满着陈词滥调，典型的是一些国际组织和事佬的语言风格。比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默所揭示的世行报告的问题。他说：“《世界发展报告》必须足够细窄，才能具有深刻的穿透力。我告诉作者们，如果最后的报告中‘和’字占比超过2.6%，我是不会通过的”。斯坦福大学语言实验室创造了一个新词“银行体”(Bankspeak)来描述世界银行报告的文体，称其变得“越来越程式化、自我参考(self-referential)，而且脱离了日常语言”。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国际能源署（IEA）的身上。这个组织有28个成员国，既有北欧西欧这样的环保主义者，也有波兰这样的煤炭爱好者，同时由于历史原因这个组织跟大的油气公司走得很近，最近又加入了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国，基本是能源消费大块头国家，包括我国。其语言的战略模糊性，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探讨。
相比英文世界，中文世界中的陈词滥调有过之而无不及。电力行业无疑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典型的比如协调、统筹、改善等大词。理解的难度往往不在于那个逻辑，而在于如何判断前提成立与否。笔者对此有专门的分析，此处不再累述。
基于此，本专栏也拟讨论规划中的“语言腐败”问题，并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出台“规划禁用词”表，并提供初步建议名单。这方面，我们无疑也需要更多的培训与锤炼以不断提升，增强语言表达的清晰性、明确性与简洁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