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十一年前的“4万亿计划”，不少人仍记忆犹新。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投资4万亿元。
后来这部分资金不少流入了房地产、矿产等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在经济下滑期，靠着对基建的政策拯救，最后稳定了GDP。但随之而来的国内债务规模直线攀升，房价一路上涨，产能严重过剩的“后遗症”，至今仍为世人诟病。
可再生能源，同样是被大规模的政策刺激扶植起来的行业。为了实现低碳化发展，我国能源主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扶持、引导政策。强力的电价补贴助力我国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双双跃居世界第一，领航全球。
如今，新能源每个产业几乎已发展至万亿规模，相比之下，补贴拖欠的缺口巨大，要想填满将再一次举国之力：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测算，截止到2018年底，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已经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不算2019年以后的新增补贴。20年后，补贴全部退出，25年（2013年开始）合计约3万亿元补贴资金。
但今时不同往日，如果说当年的4万亿是拯救我国经济的“猛药”，可再生能源的这3万亿补贴，估计就是产业的“止血药”了。
借助政策优势，一大批新能源企业借势飞速成长。中国风电、光伏耀眼成就的背后，补贴政策功不可没。
发展到如今，对于中国光伏、风电产业来说，2021年前将要完成去补贴的重大历程。
2019年初，财政部在部委新政讨论会上曾表示，今年新增补贴规模内的光伏项目将不拖欠补贴。近日，财政部网站发布关于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总预算额866亿。优先足额及时支付：光伏扶贫、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等涉及民生的项目；对于其他发电项目，按照各项目补贴需求等比例拨付。
图片来源：王斯成PPT
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演进情况，放到如今看来，当年定的补贴电价相当之高。巨大的存量项目、20年电价不变，国家财政压力被锁的死死的。
从2006年以来，我国6次上调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从最早的0.1分/kwh，逐步提高至1.9分/kwh。财政部历年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决算表”显示，2012至201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附加总收入为2853.68亿元，总支出为2763.64亿元，累计结余90.04亿元。
近几年国家表明，为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着力降低企业及社会用电成本。业内人士分析可再生能源附加标准上调可能性不大。
目前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来源以电价附加为主（约80%），财政补贴为辅（不超过20%）。而财政出钱补足可再生能源附加缺口很难操作，以致于后来催生了“531新政”。
行业分析人士计算，由于新能源项目快速增加，所有新能源项目纳入补贴后，2018年底的补贴缺口高达2088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长期拖欠，导致不少企业资金链断裂、停产、濒临倒闭。
刨去计算结果的差异，可再生能源补贴未来总计达到万亿量级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1-7批可再生能源目录中，风电项目累计获得补贴1282.95亿元，占49.8%。相对于光伏而言，更早发展的风电进入目录的项目较多。但不论是风电还是光伏，更多的项目不在目录当中。
根据中电联数据，截止2018年6月底，中国光伏总装机容量为15606万kW，而进入前七批进入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的光伏电站规模共计约50GW，仅占目前中国总装机规模的32%。截止2018年6月底，风电累计并网1.96亿kW，进入目录的为1.4亿kW，约28%的风电项目未进入补贴目录。也有生物质项目未进目录。
业内人士估算，进入前7批补贴目录的项目，年补贴需求约为812亿元，如果将目前和未来的光伏扶贫项目优先纳入补贴，到2020年，进入目录项目的总补贴需求约为900亿元。根据我国目前的用电量水平及增速，未来的可再生能源附加基本每年可以达到900亿元。
综上所述，可再生能源附加每年收入之所以能基本可覆盖前7批目录需求，是因为大部分项目没有进目录。前文中提到，如果全部项目都进入补贴，实际需求缺口2018年底便已经扩大到2000亿元以上。
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不能大幅开源。若无新的财政补贴资金来源，国家第八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申请和批准将遥遥无期。也有消息称可能在明年1月份开始申报，前7批目录收录了2016年3月前并网的项目，这样看来，2016年4月的项目，就结结实实的被拖了4年。根据2018年发第7批目录的情况，其中最长的也被拖了3年的时间。
然而，补贴拖欠并非一时之举，以光伏为例，竞价、平价成为今年的主基调，这对于投资企业来说，意味着更低的度电成本。
目前在光伏电站投资领域，央企、国企的大规模"杀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远低于民营光伏电站投资商。补贴严重拖欠的情况下，不少企业也在出售资产及股权断臂求生。
面对庞大的补贴缺口，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曾提出从三个方面来着手解决：1、对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持续实施补贴退坡直至退出；2、全面实施以竞争方式激励可再生能源发电降低成本；3、清除政策实施障碍，使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水平及时反映成本。
在煤价坚挺，火电企业又被限制发电小时的情况下，火电本身的经营利润压力在不断加大。随着央企领导的调换，对传统火电坚守的态度有了些许变化，今年以来，央企加大新能源投资力度成为大趋势，未来大概率央企做运营，民企做中上游制造，按环节分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