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绿色低碳转型既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但在转型过程中，长期可持续发展与短期能源安全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从长期看需要逐步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绿色低碳新动能。另一方面，从短期看新能源具有波动性、间歇性，调节能力还不足，如遇地缘政治冲突、极端气候风险等突发事件，还需传统能源保供兜底。由此，能源系统需要平衡好“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三者关系，从防范、化解、吸收风险全过程对应的能力要求入手，全面提高能源保障能力，提升能源系统韧性建设，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以多元能源供给，增强系统防范风险能力。我国能源禀赋“富煤贫油少气”，从供需结构看，煤炭仍是当前能源供给和消费的主要来源，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大，存在进口风险，电力还有较大拓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煤炭产量占一次能源总产量的65%以上，但煤炭总供给量比总消费量高1.7%，存在部分产能过剩；石油、天然气资源国内供给严重低于需求，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1.4%和40.4%；电力供给与需求近年保持高速增长，电力供给基本全部消纳，但电力消费占能源总消费的17.9%，距离“十四五”时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要求，仍须进一步提升份额。因此，需要加大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多元、绿色的能源供给体系，满足不同能源需求的同时引导能源消费绿色转型，优化能源系统供需结构。一方面，不仅需要先立后破，高质高效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资源自给率，降低油气进口风险，还要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以电气化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料属性，让油气多作工业原料和战略储备，打破资源桎梏，降低对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不仅需要建设好以新能源发电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提高新型电力系统承载能力，还要将火力发电视作兜底能源，以市场导向推动煤炭产业清洁高效转型，形成新能源与化石能源多能互补、融合发展的格局，最终增强能源供给能力，满足发展的动能需求，提前防范风险，提高能源系统韧性。
以提高能源效率，增强系统化解风险能力。能源低碳转型是一个过程，化石能源退出必须以新能源安全可靠为前提，但当前新能源还存在技术瓶颈，易受季节、气候影响产生波动，如遇紧急情况，能源系统还需更稳定的化石能源兜底保供。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4年3月底，我国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5.85亿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52.9%，超过火电，但实际电力供给比例仍低于火电，一部分可再生能源装机仍是理论数值，还未真正进入消费市场。因此，需要提高能源系统调节能力，降低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性与间歇性，提升新能源发电上网利用率，同时加强不同能源的应急协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响应效率。一方面，不仅要持续发展储能技术，鼓励企业作为创新第一主体，开发新型储能、虚拟电网、微电网等技术，削峰填谷，平衡能源供需之间的差异，还要加大数字技术赋能，利用大数据、大模型提高预测、预警能力，畅通新能源发电通向终端消费市场的路径，实现新能源发电高效利用。另一方面，不仅要进一步完善能源储备体系，确保应急时有充分可调用的资源，以匹配急时央地统筹调度、闲时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应急模式，还要发挥市场激励与政府统筹作用，调动重点煤炭、油气企业参与调峰保供的积极性，最终提高能源系统运转效率，加快能源系统响应速度，及时化解风险，提高能源系统韧性。
以实现能源普惠，增强系统吸收风险能力。能源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资料，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能量和动力来源。我国一直致力于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2015年底，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民通电的国家。但也需要注意到，我国幅员辽阔，偏远地区电力供应还不够稳定，能源供需地理分布错配，新能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建设资金，导致电力传输还存在脆弱性，传统以高碳产业为地方经济支柱的地区，在转型期间面临巨大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压力。因此，既要从能源系统内部提高保障能力，也要跳出系统，协调好资源禀赋与发展动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让能源低碳转型与经济、社会、民生协同增效。一方面，不仅需要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合理开发经济欠发达但新能源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外送能源的传输效率，还要制定产地留存利用的优惠制度，为其提供可负担的能源来源，保证当地能源使用的便捷性，促进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不仅要在多领域共同探索绿色替代，如推广新能源交通工具、采用高效农业灌溉技术、更新工业节能设备和普及绿色建筑应用，从而找到经济增长绿色新动能，有效衔接新旧动能转换，还要关注受绿色转型影响的传统产业和群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安置性就业岗位，最终实现能源普惠与公正转型，缩短转型阵痛期，有效降低风险，提高能源系统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