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部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明确了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实施路径，对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组织实施方面，《意见》提出，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制定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制度，科学开展考核，加强评价考核结果应用。这与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相呼应。《方案》从多方面规划了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的方向与内容。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表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挑战。要通过全面绿色转型改变能源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的趋势，降低碳排放强度，从而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从控制能耗强度向控制碳排放强度转型，对企业而言，是更为科学的转型，高排放企业尤其要做好转型工作，需充分运用绿电、绿氢、CCUS等低碳技术。
全面绿色转型需供给侧与需求侧齐推进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离不开能源领域的深度改革与战略转型。当前，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能源绿色转型步伐加快。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答记者问表示，截至2024年6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6.5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3.8%；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2023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碳排放强度较2012年分别下降超过26%、35%，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了60%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绿色转型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挑战。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环境约束偏紧的国情没有改变，化石能源和传统产业占比仍然较高，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此外，全球绿色转型进程面临波折，环境和气候议题政治化趋势增强，绿色贸易壁垒升级。
针对不同领域，《意见》提出量化工作目标：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5%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1.2亿千瓦；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9.5%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等。
“推动经济转型应该致力于实现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创造更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近两年能源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未来希望能够通过全面绿色转型改变这个趋势。
《2024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4.6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我国GDP同比增长5.0%。
“在过去，转型过程中的政策重心主要聚焦于供给侧，例如新能源领域发展。”林伯强认为，供给侧主要关注生产方面，需求侧则主要关注消费方面，即通过调节需求来影响经济活动。供给侧的变化主要通过能源结构转型来实现，而在节能减排层面，其范畴并不仅仅局限于供给侧，很大程度上涉及需求侧。现在，需要在聚焦供给侧的同时强调需求侧，有效管理并控制高耗能问题。
林伯强表示，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标志着更为精准与前瞻性的治理方向。鉴于新能源在当前能源体系中所占比例的显著增长，其对未来能源格局的深远影响，需要给予充分重视与合理应对。
深度减碳需加大运用绿色低碳技术
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伦敦大学学院基建可持续转型教授梁希认为，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是节能减排的管理手段从以能耗和能效总量及强度为指标，转变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碳排放双控主要服务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步转型，最终实现碳中和。另一方面，如果新增的能源来源是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总量还可以持续上升。只要有绿电、绿氢、CCUS等绿色低碳技术保障，能够在增加能源使用的同时降低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不再是约束地方发展的因素。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首席专家曾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能耗双控主要针对能源消耗，碳排放双控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土地利用变化等非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能耗双控主要依赖行政手段和能效标准，碳排放双控将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如碳排放权交易、碳定价等。
实现转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方案》首次提出了国家、地方、企业和项目层面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包括规划制度、考核制度、预警控制机制、管理制度（激励机制）、资产碳排放评价、碳足迹体系六大方面。
当前，电力、钢铁等高排放行业在全面绿色转型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技术限制、成本压力等挑战。
“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呈现出高产量、高成本、高出口，低需求、低价格、低效益的‘三高三低’局面。”找钢集团党委书记兼集团SVP（管理合伙人）宫颖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钢铁行业的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在制造端，要求必须对多个流程和技术进行改造。然而，这样的转型过程无疑将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投入。很多大中型钢厂资金较为雄厚，在转型方面做出了诸多投入，但是众多中小型钢厂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希望未来国家能设置绿色发展基金，为行业注入活力与资源。同时，政府出台更多扶持政策，激发行业潜力。平台作为连接各环节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贸易商、物流承运商、终端用户等每一个环节都在产生碳排放。目前有很多平台型公司通过数字化技术，助力行业节能降碳。”宫颖欣建议，支持建设平台型公司，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及环境链条，加大平台支持力度，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行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节能对于电力、钢铁、水泥、石化等高排放行业的减排空间并不是很大。”梁希认为，深度减碳除了节能还需要采用绿电、绿氢、CCUS等技术，不过这些绿色低碳技术的采用往往比节能的减排成本更高。
梁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每三到五年针对未来转型政策（如较高的碳价格）开展转型压力测试。高排放企业如火电、钢铁、水泥、石化等，需要做好转型路径的研究，运用好绿电、绿氢、CCUS等低碳技术。
《方案》明确了全面碳排放双控转型时间表，《意见》也提出，2023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上述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企业需要积极准备，以适应未来的低碳发展要求。
“建议企业在碳排放核算与管理方面，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定期开展碳排放盘查，制定碳排放管理策略和目标。在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开发低碳技术，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曾刚指出，企业要创新探索低碳商业模式，开发碳中和相关业务，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在碳相关的数据库建设方面，相关的监测、计量技术等有可能会迎来新发展。”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张雨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发布，许多新技术的发展也将得到有力推动。
梁希认为，碳排放双控有利于减碳技术科创企业，新的建筑材料、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储能等，以及具备数字化碳核算能力的企业。“一些高耗能但附加值较高的企业，比如高端石化、集成电路板生产、大型数据中心等，过去受能耗双控约束产能，未来可以使用低碳能源拓展业务。另外，投资可行性还需要看转型政策强度和节奏，以及经济状况，结果并不一定立刻在市场上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