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与迈向绿色未来，能源是主战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关键。作为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加快能源绿色转型，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转型成本持续下降，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吹响建设绿色低碳美好未来的“号角”，为能源领域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在此背景下，“‘你好，未来’能源金话筒高端访谈”栏目，对话国内外能源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行业专家、龙头企业负责人等，记录、挖掘、分享碳中和进程中关于创新发展的精彩故事，助力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本栏目邀请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孙贤胜作为主持人。首期对话嘉宾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
刘振民特使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联合国副秘书长。此次对话，他从自己亲历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谈判出发，结合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丰富的工作经验，对未来30年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工作怎么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以及中国还需要哪些努力等，提出独到见解，并描绘了他眼中的未来新世界。
阿联酋共识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但实现目标难度很大
孙贤胜：非常感谢您刚刚接任中国气候变化特使，便接受专访。您曾多次参加气候变化多边谈判，包括《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谈判等。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您主持的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工作。在您看来，要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将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之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振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类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应该说，最初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还没这么紧迫，但经过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及2015年的《巴黎协定》，现在看来，人类行动已远远落后于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紧迫性评估的认知。所以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压力非常大。
实际上，随着全球升温加快、极端天气事件频发，2021年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各国就认识到，要加快行动。2020年以来，陆续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出了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占到全球GDP的约90%、占全球人口的约80%。这个进展看起来是可喜的，但从去年对《巴黎协定》的第一次全球盘点结果看，离1.5℃目标的实现，差距还很大。所以，去年COP28大会达成的阿联酋共识提出的目标更具体，要求全球在2019年的排放水平上，到2030年实现减排43%、到2035年前实现全球减排60%、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些目标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大悬念。
一方面，大部分国家对实现全球碳中和作出承诺；另一方面，实现阿联酋共识确定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专家们提出的目标，现在看，难度很大。这也意味着，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的20多年时间里，人类需要做很多事情。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倡导一起建立低碳生活
孙贤胜：当前，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人类和地球造成重大影响。这样看来，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确实来得很快，也很迫切。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发布，应该说是我国全面地对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部署。对此，您有何解读？
刘振民：《意见》发布以后，社会各界反响很强烈，国际上的反响也非常好。这是我们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绿色转型领域所作的一个总体规划。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全球制造大国、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果做不到绿色转型，就会引发很多问题，也不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要求。
对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意见》不仅提出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目标，也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实际上，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一个号召——能源转型、碳中和，就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全社会要进入一个循环经济的过程、所有人都要建立低碳生活的意识。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只相隔30年
展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
孙贤胜：阿联酋共识形成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各国首次就“转型脱离化石能源”达成共识。您也曾讲过，要真正达成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确实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但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转型进程也千差万别。
刘振民：阿联酋共识最大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人类有序脱离化石燃料的能源转型过程，但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开始，能源问题始终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为什么现在才达成这个共识？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只要求在1999年底前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并未触及能源问题。后来看，发达国家也未实现该目标。
1997年谈判《京都议定书》时，我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发达国家的能源体系已基本成型，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实现了碳达峰，所以他们就提出制定一个涉及控制能源消费的《京都议定书》，这当然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彼时，发展中国家刚刚进入一个实现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的阶段，不可能去控制能源消费。现在回过头看，《京都议定书》因为美国退出，也未得到有效落实，进而影响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所以，现在大家都高度评价2015年的《巴黎协定》，因为达成了真正的全球共识——要实现全球碳达峰碳中和，要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阿联酋共识决定要开启有序的、脱离化石燃料的能源转型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孙贤胜：实现阿联酋共识，您认为留给化石燃料的时间还有多长？其中有哪些决定因素？
刘振民：我想解释一下，关于实现“净零”排放的时间，无论是《巴黎协定》提出的“本世纪下半叶”，还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提出的“本世纪中叶”，应该说大家都在奔着“全球范围内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国的进度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肯定要提前，应该最晚在2040年前实现碳中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2050年前后全球实现碳中和。这些概念我们一定要明确。
中国2020年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展示出决心和雄心。因为我们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才相隔30年，相比欧盟国家的50年、60年，以及美国的40多年，体现出中国的“双碳”目标雄心非常大。
能源转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脱离化石能源的过程。目前，不少国家特别是中国，还处于努力实现碳达峰的阶段，那么未来的碳中和是个怎样的情景？我想各国还没有完全描画出来，但已有基本思路：第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以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体系；第二，肯定还会保留一部分化石燃料的利用，当然要确保清洁利用；第三，化石燃料既是能源，又是工业原料，所产生的碳排放要实现回收再利用；第四，要保护好森林、水体、湿地等碳汇资源；最后，还要改变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能源界关心未来的现代能源体系是什么样？目前，全球范围内80%以上的能源消费还是化石能源，即煤、油、气，中国也不例外。《意见》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5%，这是很大一个进步，但这只是为未来的能源转型奠定一个基础。
全球能源转型将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
电气化将是未来能源系统的关键标志
孙贤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能源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各国都在大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电气化。您认为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电气化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刘振民：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风电、光伏加上已经在使用的核电、水电等，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能源体系应该会很快建成，也就是15—20年的事。
实际上，现在发达国家新能源体系的构建非常快，尤其经过过去10多年的努力，光伏和风电技术已经很成熟，推动成本降至各国可负担得起，甚至在一定区域比化石能源还低的程度。在风电、光伏成本降低、技术逐步成熟过程中，中国的贡献不可磨灭。
截至2023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50%，历史性超过火电，很多人疑问，为什么同期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只有31%？可喜的是到今年6月，这一比例已达到35%。半年增长4%，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大规模部署的光伏和风电设施已经在逐步进入利用阶段。
当然，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还在加快，未来水电、核电、光伏、风电以及生物质发电等可能要占70%—80%，电气化将是未来能源系统的最主要标志。
现在，一方面，我们面临如何使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更稳定、更可靠的问题；另一方面，新能源的规模化布局，让电力供应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对电网带来一定挑战。
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让人人享有电力，这是一个世界奇迹。未来的能源供应体系，电气化水平会非常高，将极大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运转也会越来越依靠电力。所以，人类会进入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智化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以电力为支撑的时代。
新能源产品未来30年都不过剩
中国要继续加大研发制造力度
孙贤胜：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形势不确定性加大，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一系列事件引发新的博弈和对抗，出现了一些国家所谓的新能源“产能过剩”论，以及保护主义和单边措施。这样一个大环境会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产生什么影响？
刘振民：当前，各国都面临巨大挑战。本来人类到了一个加快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但很遗憾，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
比如在欧洲，俄乌冲突不仅引发了能源价格上涨，而且部分国家要重启多年不用的煤电厂、热力厂，这是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遭遇的波折。再比如，加沙危机阻断了整个中东地区的海上交通，增加了能源运输成本，对全球石油天然气供应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
我们看到的更加危险的另一个现象就是，过去几年，北美和欧洲采取的一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美欧等西方国家看到在一些能源装备领域的既有优势正在被中国赶超，就陆续采取各种措施设置壁垒和障碍。这些国家一方面采取保护主义，既对外国产品提高关税，又对本国产品提高补贴，另一方面炒作中国的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当然，这段时间以来都是西方媒体在炒作，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未接受这种论调，特别是各国际机构坚决拒绝这样的说辞。
前不久，我访问联合国时走访了多个部门，见到了老同事，他们完全不认同所谓的中国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论调。大家有个基本共识——我们刚刚发展到新能源产品各国负担得起的阶段，突然提出“产能过剩”，这意味着价格就会提高。虽然美欧还是立足经济竞争的角度，但此举显然对全球能源转型不利。
今年一季度，伍德麦肯兹曾发布过一份报告，作出一个判断——如果欧美国家继续坚持与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脱钩，就会导致全球可再生能源产品，主要指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成本上涨20%。初步估算可能会导致全球能源转型会额外增加6万亿美元投入，这仅仅是今年年初的估算。
那么，可再生能源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我认为，中国政府还要坚定不移地，一方面要批驳西方国家的这种“产能过剩”论调，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加大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制造力度，加强与各国的合作。换句话说，我们要继续努力为世界的能源转型提供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新能源产品。
我们也要看到，各个地区面临能源转型挑战不同。亚洲国家目前是化石能源消费最高的时期，消费了全球80%以上的煤炭，但同时又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好的阶段。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认真思考如何维护好亚洲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自身要能源转型，也要帮助周边国家实现能源转型。非洲国家又是另一种情景，很多非洲国家没有可靠的能源，所以我们要利用构建新能源体系的机会，用新能源产品帮助非洲国家利用好太阳、风能资源，构建适合他们自己的新能源体系。
展望世界，新能源产品可能未来30年都不会过剩，我们要继续生产，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技术，开发好、利用好新能源产品。
既要确保化石能源兜底保障作用
也要实现工业农业低碳清洁转型
孙贤胜：您提到，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那么未来，特别是面向2030、2060年的转型目标，中国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进一步汲取经验，克服挑战？
刘振民：中国实现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不是新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和部署，而是如何进一步用好必须要保留下来的化石能源。
首先，我们要确保各地要有绝对的、可靠的能源保障，确保化石能源发挥兜底保障作用。我们要通过开发更加清洁的技术保留一部分化石能源，比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并进一步升级化石燃料的燃烧技术等，这些在世界各国还都不成熟，中国在开发、创新、利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还需要投入更多。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未来的工业生产、工业制造如何确保生产过程更加清洁化、低碳化，挑战也会越来越大。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确保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同时，农业、畜牧业所引发的甲烷等其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也需要高度重视。
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建立一个循环经济社会，一个节约能源、节约资源的社会。
一些美国官员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钢铁生产比中国的钢铁生产排放要低很多？后来我们找到一个答案，美国的钢铁、高炉炼钢主要用的是废钢材回收品，中国的高炉电炼钢还有不少在用矿石。当然，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我们也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推进循环经济建设，把众多废弃资源回收再利用、再开发，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意见》为我们从现在起到未来10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一个目标和指导方针，必须要绿色转型，所有人都要树立节约资源、低碳生活的理念。未来的社会是循环经济的社会，为了地球，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