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指标完成，环境没改善，这样的指标没意义。
面对新的环境形势，中央将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放在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发展新方式，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变革，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的变革和调整更是当务之急。
“十一五”以来，以总量减排为抓手的环保规划完成情况良好，但是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王金南团队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环境与经济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未来我国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污染物介质从大气和水为主向大气、水和土壤三种污染介质共存转变，污染物来源由单纯的工业点源污染向工业点源污染和农村、生活面源污染并存转变，污染物类型从常规污染物向常规污染和新型污染物的复合转变，污染范围从以城市和局部地区为主向较大范围的区域、流域转变。我国改善环境质量的难度和压力进一步加大。
对此，王金南表示，在“十三五”时期，一定要理清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根本目标，制定更加科学的减排战略。同时，对于常规污染物和新出现污染物的减排，必须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减排技术路线和方法，综合解决污染问题。
杨朝飞认为，除了污染减排的技术性问题，还必须反思这些年来环境保护走过的弯路，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善国家环境执政方式，强化国家环境执政能力，明确社会治理的概念，使之成为今后环保工作的指导思想。
“完成污染减排指标是工作、是手段、是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要改善环境质量。污染减排指标完成而环境质量得不到改善，减排指标就失去了意义。”杨朝飞说，2010年他在江浙调研，发现当地加油站加柴油的队伍特别长。原来，因为要完成节能指标，拉闸限电时有发生，企业只好使用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最终地方上的节能任务完成了，但柴油发电带来的污染无人理会，数字上交了账，却没人对环境质量负责。
杨朝飞认为，大家推崇的考核机制，连同所谓的“一把手工程”，实际上都有明显的人治色彩，不可持续，必须以依法治国的思路统领环保工作。“步子开始可能慢一点，但坚持做下去，结果一定会给我们惊喜。”
马中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现在减排中避重就轻的工作方式其实也是考核压力下产生的，减排需要长期艰苦工作，一定要改变交差、攒业绩的短期行为。
王金南表示，面对新常态，需要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包括加快国家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统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合理划分中央与各部门、中央与地方环保的事权。建立健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市场和公众合理分工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