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我国是人口大国，必然也是固体废物产生大国。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各类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约为800亿吨，每年产生量近120亿吨。如果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生态中国的建设极为不利。事实上，“废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如能将其减量化、资源化，建设“无废社会”，必将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可持续的发展。如何推进“无废社会”的建设，记者就社会关注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11月10日，江苏东海县和平路小学的学生展示创意“树叶画”，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在关注固体废物的再次利用，并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您如何看待建设“无废社会”的重要性?
杜祥琬：建设“无废社会”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要素。固体废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成分复杂，若处置不当，会对周边水体、大气和土壤造成污染，排放温室气体，引发雾霾，带来环境健康风险。因此，建设“无废社会”可减轻原生资源开采利用和固体废物处理不当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从源头消除对人居生活环境的影响，促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中国建设;有利于优化城市和农村生活环境，有利于公民健康，提高人民群众对人居环境的满意度;还可以从固体废物的再次利用中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等。
记者：您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组织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的咨询项目(二期)，其中主持承担了围绕着固体废物研究的多项子课题研究。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推进“无废社会”的建设会存在哪些问题?
杜祥琬：当前，我国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利用率较低、未形成应有规模产业、缺少规划和目标，与建设“无废社会”的长远目标相距甚远。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无废社会”尚未提高到生态文明建设和以人为本的国家战略高度，虽然建设“无废社会”的本质要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高度一致，是构建资源循环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管理不协调、标准不明确。尽管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和制度的文件，其中有涉及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相关内容，但种类覆盖不全、系统不健全，尚不能形成完整体系。同时，在制度落实和管理方面，职责不清的现象比较突出。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控制技术等规范，综合利用产品的环境健康风险质量控制等标准严重缺失。
第三，经济性和社会参与度不高。由于现有税收和政府补贴等覆盖范围有限、技术创新不够等原因，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普遍存在处置成本高、盈利点不清晰、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影响了整体市场活力。同时，由于相关信息公开和宣传不到位，价值资源利用化过程二次污染防治水平不高，公众对此认识不足，参与度也不高。
记者：您认为可以从哪几方面去推进“无废社会”建设呢?
杜祥琬：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建设“无废社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全面奔小康补短板的内容之一。建议推动资源产出率、资源循环利用率等量化指标的广泛应用，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同时，要完善法律制度作为推进“无废社会”的制度保障。明确固体废物相关产业源头准入控制、回收、综合利用等环节相关方的法律责任和管理要求，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企业间共生代谢等制度建设，建立资源化利用市场退出机制，不断优化市场结构，提升资源化利用整体水平。
在推进过程中，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无废社会”是长期目标，需要逐步推进，可以先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在试点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建设“无废社会”打好基础;强化国家 财政专项资金、政府性投资等直接投入对市场的带动作用，加大国家财政预算在固体废物资源化领域的投入，同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资源化利用产业市场;推动社会参与、加强宣传教育，改进社会治理模式，使公众成为参与者和主人，打造企业、公众、政府“铁三角”，发挥除政府机关外的企业、社区、家庭、中介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