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天工智库特聘研究员秦炎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就建设碳市场的必要性、全球碳市场的新趋势、欧洲碳市场最新动向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通过的“巴黎协定碳信用机制”（PACM）新标准所带来的变化等主题发表了见解。以下是秦炎观点的总结：
为何需要建设碳市场
澎湃新闻：碳市场有什么作用？目前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主要碳市场和自愿减排机制有哪些？
秦炎：碳市场本质上是通过市场化机制以最优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气候政策工具，其核心在于形成碳价格信号以引导排放主体采取减排措施。在流动性充足、竞争充分的理想市场中，碳价能够真实反映社会最优减排成本。
作为政策驱动的市场，碳市场的运行逻辑与减排目标紧密挂钩。随着总量控制目标的逐年收紧以及覆盖行业排放空间的持续压缩，碳价理论上应呈现上升趋势，从而依次激活从低到高成本的减排技术。
以全球最成熟的欧盟碳市场为例，其价格走势充分印证了这一规律：近年来碳价主要对标电力行业“煤改气”的燃料转换成本；随着煤电逐步退出，碳价驱动因素将转向工业领域更高成本的绿氢和碳捕集技术。市场普遍预期，到2030年欧盟碳价将突破120欧元/吨，到2040年将突破400欧元，这一价格水平将反映诸如碳移除等更昂贵的减排措施成本。
关于建立“全球碳市场”仍有挑战
澎湃新闻：企业和国家对于碳市场的需求是怎样的？建立碳市场会对企业投资策略有何影响？最终会对每个普通人有怎样的影响？
秦炎：作为运行二十年的标杆性碳市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已成为欧盟气候政策的核心支柱。其发展历程颇具启示意义：初期因配额过剩叠加经济危机影响，碳价长期低迷；但通过建立市场稳定储备（MSR）等结构性改革，体系成功实现碳价复苏。
2023年碳价历史性突破100欧元/吨，目前稳定在70至80欧元区间，显著推动了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煤电占比从2015年的25%骤降至2023年的12%，同期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则从29%跃升至44%。这一演变过程充分证明，科学设计的碳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引导低碳投资决策，为全球碳定价体系提供了重要范本。
澎湃新闻：建成全球碳市场的意义是什么？为何从2015年的《巴黎协定》达成至今，全球碳市场交易还迟迟不能建立起来？
秦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碳市场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其核心原因在于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能源禀赋结构和减排成本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性直接体现在当前全球各类碳市场机制的设计中——无论是强制性的排放交易体系还是自愿碳市场，在配额分配方式、总量控制机制和碳信用方法学等关键要素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国别特色。
基于各自国情和市场特点，各国普遍采取了差异化的制度安排，这使得全球碳市场的统一进程面临重大挑战。
澎湃新闻：眼下，建立全球碳市场和连接各国碳市场之间的主要难点还有哪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哪些不同的考量？有哪些解决的思路？
秦炎：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催生一个重要趋势：各国碳市场之间开始探索建立基于该条款规则的链接与合作关系。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几年随着规则逐步落地实施而日益显著，并将重塑全球碳市场格局。
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机遇，更是提升在全球碳定价体系中话语权的关键窗口期。通过积极参与第六条机制下的国际合作，中国有望在全球碳市场规则制定和标准建设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欧盟对碳信用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转变，表示要“给碳信用一次新的机会”，这将为中国参与第六条下的国际合作提供有利条件。自2000年以来，欧盟内部对国际碳信用的立场经历了从质疑到重新讨论的演变。早期因《京都议定书》下低质量碳抵消及欺诈问题，碳信用被视为削弱气候雄心的工具，甚至被《欧洲气候法》排除在2030和2050目标之外。
然而，随着工业竞争压力加大和“气候无法仅靠欧洲拯救”的呼声日益高涨，德国、法国等国家近期正推动将国际碳信用纳入欧盟2040减排目标，从而引发新一轮辩论。
支持者认为，高质量碳信用（如永久性碳移除技术）既能补充难以消除的残余排放，又能降低减排成本；而反对者（包括气候组织和欧洲气候科学家委员会等智库）则担忧这可能弱化欧盟自身的减排努力。
7月初，欧盟委员会将正式发布2040气候减排目标提案，计划将90%减排目标写入气候法，并可能提及允许成员国使用碳移除和第六条下的国际碳信用来实现目标。不过，该提案仍需经过至少两年的立法流程和多轮谈判才能敲定具体细节。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贸易关税战升级等背景，与欧盟制定2050气候中和目标时的形势已大不相同，欧盟需要更灵活地决定如何实现减排目标，例如通过控制碳信用使用的额度比例，并严格限制其数量和质量。
新标准通过后的变化
澎湃新闻：COP29和上个月刚通过的《巴黎协定》第六条关于全球碳市场合作的两项新标准在实施后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秦炎：全球碳定价机制发展呈现持续扩张态势，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包括强制性碳市场和自愿碳市场在内的各类碳定价工具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实施压力正在成为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外部因素。然而必须认识到，新兴碳市场与欧盟等成熟碳市场体系在制度设计和价格水平上仍将长期存在显著差异。在此背景下，《巴黎协定》第六条框架下的碳市场融合更可能呈现渐进式发展特征，从局部领域合作逐步过渡到更深层次的机制衔接。
作为减排政策工具，碳市场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存在固有局限性。以运行二十年的欧盟碳市场（EU ETS）为例，其当前正面临深刻的转型挑战。免费配额制度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等配套政策削弱了价格信号的有效性，配额总量持续收缩导致市场流动性风险加剧。碳价高企引发的工业竞争力忧虑与CBAM机制在解决碳泄漏问题上的局限性形成政策困境。此外，实现气候目标所需的碳移除技术（CDR）仍面临成本障碍和市场激励不足的双重制约。
针对这些挑战，欧盟计划于2026年夏季推出全面改革方案。并推进2027年启动的"第二碳市场"（ETS2）建设，管控建筑、交通等领域的10亿吨排放。同时探索与英国等国际碳市场的链接机制，重点解决价格差异、行业覆盖和总量控制等制度协调难题。还将建立CDR技术的准入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并优化市场治理框架，引入更灵活的管理工具，区分结构性配额盈余与周期性过剩。
在政策协同方面，欧盟正着力构建碳价与产业政策的组合拳。预计到2030年累计4000亿欧元的碳市场收入将重点支持创新基金和公正转型。面向2050年后净负排放目标，欧盟需要建立国内外CDR信用融通机制，并通过社会政策缓冲转型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