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到沂蒙西麓的临沂市平邑县车行超过120公里，说起弘毅生态农场的苹果，司机祝志杰语调上扬，“你不知道，别的真的比不上”。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2006年落地平邑县蒋家庄，因为北京来的师生、记者络绎不绝，一年后，祝志杰开通了一条平邑直通泰安的路线，这几年生意红火，老祝再添了两辆车，“我们带动了一个产业”，副驾上的蒋高明笑称。
前不久，蒋高明又发现了一株无心插成荫的柳。
9月2日，他在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主页上贴出了发表在《环境教育》杂志的文章——《调查：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下称《调查》)，互联网时代，文章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开来，弘毅生态农场的微信公号第一次出现了单篇文章近50万的阅读量，《半月谈》等知名媒体亦随之刊载。
调查所涉的蒋家庄只是蒋高明的家乡，他所描述的，也只是在当地的所见所闻，对于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而言，这甚至算不得一篇严丝合缝的“调查”。
蒋高明通过十年生态农业实践发现，易攻克的是技术，难破解的是社会。
环境问题屡见不鲜的今天，一篇调查何以受到这样的关注?也许是因为“千疮百孔”的，早已不止这一处家乡。
弘毅生态农场的有机果园。
家乡再调查
北方的9月天高云阔，鲁南大地无际的田野正在迈入秋收季节，波斯菊粉紫摇曳盛开了一路，车过处，嗅到的是暴晒过后的花生焦香，这似乎正是典型的、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模样。
显然蒋高明不这么认为。
马路的一半都摊着新拔出的花生，黑白两色塑料农膜俯拾皆是，半年的日晒风吹后，依然耐用的农膜是直接把花生扎成捆的好材料，事实上，家家户户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些农膜肯定是要进牲口肚子里的，土里的就更多了”，蒋高明顿了顿，“但一直都是这样”。
蒋高明对家乡的观察并不是一时兴起，7月13日，《乡村调查之一：空气中充满令人窒息的臭味》一文首次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布，接下来的8天内，同一系列的十份乡村调查逐一面世，涉及水、空气、土壤、垃圾、农村殡葬等环境污染及社会问题。
8月，《环境教育》杂志联系到蒋高明，将十篇文章综合整理为《调查》一文：“自2005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映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蒋高明2005年成为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次年7月，蒋带着“生态农业”研究课题和一支由十多个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回到家乡，高价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起了“弘毅生态农场”。
他的农场严格执行“六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农膜、不用添加剂、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
聪明人办傻事
今年天旱，村民蒋怀金菜地旁的水塘好不容易在雨后积起了水，趁着周末，他带上水泵下地，准备给干渴的大葱地浇一浇水。
蒋怀金的四亩地离弘毅生态农场的小院不过200米，站在马路上踮起脚，可以透过随风起伏的玉米尖儿，分辨出农场里的两层小楼和牛棚顶，这么多年来，带着博士生种地的蒋教授来来去去，但两个老同学几乎未曾谋面。
蒋怀金和蒋高明从小学起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他还记得蒋教授在上学时，经常揣着包“知了猴”在教室吃。高考之后，两人的人生轨迹倏然岔开，落榜的蒋怀金开始打工务农，蒋高明在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后，又于1988年和1993年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开始了植物与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
“他比较聪明”，蒋怀金笑道，而聪明人选择“六不用”的方式回乡种地，更让乡亲们不能理解：“这不明摆着是要绝产吗?”
蒋怀金种地沿袭的是农民多年摸索下来最经济简便的模式：化肥来肥土，除草剂可省人工，农药防病害，地膜则既保水又防杂草，他种地的目标也和其他农民殊无二致，提高产量才是普世标准。
“健康?我们都知道用(农药)这些不健康，但是没有办法，不用不行。”蒋怀金说。
站在去往农场的小路上可以看到，即便在离小院最近的耕地里，仍是大片翻卷的白色农膜。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一连询问了十来名正在自家地里拔花生的村民，他们均表示即便知道蒋教授的“六不用”理念，但种地仍离不开老三样，多数人对更“健康”的耕作方式也只是笑笑：“我们也没这个条件”、“上哪儿弄(有机)肥料”、“卖不出去啊”、“没人来除草”。
不用不行带来的是怎样的后果?蒋高明曾对媒体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化肥施用安全上线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农药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
我国每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留率高达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壤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很差的难耕作层，很难被分解。
在耕地资源被大量占用、农业人口不断流失的情况下，农民在极有限的耕地资源上追求最大产出，其结果必然是农业的化学化程度不断增加。
换句话说，农业活动对农民造成的直接健康损害只是开端，接下来的土壤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才是潜藏的巨大隐患。同样，要解开农业污染这个结，就应该溯流而上，从农业模式，甚至是社会结构上探索起。
蒋高明说，他推行的生态农业就是要争取破解这种恶性循环，从技术上打破化学依赖、从结构上改变农民脱离土地的现实，建立起良性的循环模式。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破旧立新的信心来自另一场生态修复实验。
2000年，为了遏制沙化趋势，国家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科院西部办公室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陕西、四川启动了五个生态恢复试验区示范项目，其中在内蒙古启动了“浑善达克和京北农牧交错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试验示范研究”重大课题，蒋高明成为浑善达克腹地正蓝旗试验区的负责人。
正蓝旗的巴音胡舒嘎查(村)有72户288口牧民, 土地12.6万亩，而全嘎查牲畜数量达11566头。要调整这片沙地的生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牲畜越冬的口粮问题，中科院的专家围封严重退化的4万亩土地进行试验，将其中1000亩种上只产玉米秸的英红玉米作为牛羊的饲料，用“以地养地”的模式，让其他退化土地上的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
连续10年的生态恢复实验有一个让人惊喜的开头。就在第二年，围封区内的草长到了半人高，这是连当地牧民都没有见过的景象，以前靠人工种植难以成活的小红柳，三年之后开始自然生长。
几年时间内，巴音胡舒4万亩严重退化的沙地草地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植被恢复了，野生动物也陆续回来，周围的嘎查纷纷仿效巴音胡舒的做法，一些曾严重退化的流动沙丘已经覆盖了良好的植被。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有了一个成功的先例，但耕作毕竟和放牧不一样，离了化肥农药，本就贫瘠的土壤上怎么产庄稼?
实际上，通过分析比对，蒋高明在此期间提出了新的农牧业模式：“畜南下，禽北上”。“畜南下”即利用农区大量废弃的秸秆养牛，接着牛粪还田，以有机农业逐步取代化学农业，提高农民收入，这是传统北方牧区不具备的物料优势，蒋高明信手拈来一串数字：“全国18亿亩农田除生产了约5亿吨粮食外，还生产了7亿多吨的秸秆，其中的95%以上可以通过技术转化成为牲畜的优质饲料”。弘毅生态农场正是由这一理念发展而来。
目前，农场喂养了近两百头肉牛，新建的蓝顶牛棚未来还可以将存栏量提高一倍。原本的“废物”，甚至是污染物，全都变成了生产链条的一环。
饲料加工的图片现场拍自弘毅生态农场。
农场的检测数据显示，2007年，20厘米内土壤层的有机质含量是0.71%，全氮的含量是0.058%;2014年，相应的数据增长到2.41%和0.247%。除了土壤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升高外，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群落也开始恢复，多年不见的蚯蚓开始回到农田。
参与者
在承包之初，弘毅农场的作物产量的确赶不上周边农田，这片地原本是村里的晒谷场，产量低到连田都算不上，但从2008年开始，坚持“六不用”、只施有机肥的田地，开始显现出了“自然之力”的作用，各项作物的产量逐渐追平村民们的数字。
在今年大旱的情况下，弘毅农场的花生亩产达到了807斤，远高出周围用地膜、化肥、农药、除草剂方法的产量(400-600斤/亩)。
湖北宜昌三峡广播电视台的导演许扬是今年4月份了解到的弘毅生态农场，中国乡村发现网的文章标题直截了当——《蒋高明用8年实践宣告:搞生态农业不会饿死人!》，但许扬产生了疑虑：这样的模式，究竟能不能向农民复制?“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农业革命”。
就这样，他辗转联系到蒋高明，并在6月9日来到蒋家庄，许扬打算做一个生态农业的纪录片，将弘毅生态农场的发展历程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
“我的想法是，生态农业技术的可复制性是问题关键。技术必须影响中国农民或农业主流技术。现在还处于为极少数人提供有机食品阶段，意义就小;如果可复制，未来大有希望。”
许扬打算十月再去蒋家庄，继续解答他预设的问题。虽然偏见可以用事实打破，但所有人都不敢妄言成功。
村民蒋庆礼在2014年与弘毅生态农场合作种植了20亩花生，弘毅出标准和技术，提供有机肥并负责后期收购，蒋庆礼则出人力来管护，“比如麦子的市价是1块多，我们收3块，总之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风险都担了，他们就负责种。”即便如此，蒋庆礼还是弘毅“农场加农户”模式推广到的第一人，在蒋家庄，务农基本上只为了自家口粮，年轻人都走了，老人们即便想通过种地来发家致富，也难以承担过大的劳动强度。
9月13日这天在弘毅农场周边地头劳作的人中，只有一个80后的年轻人——和婆婆一起收花生。蒋家庄不过是千万个空心化的村庄中最平凡不过的一个。
社会、经济、生态
但蒋高明的信心仍是充足的，由于2013年弘毅生态农场的淘宝店上线，农场产品市场化的栓塞被打通，从生产到销售，“弘毅模式”也开始走上良性循环。
在网店首页，许扬制作的纪录片《心中一亩田》3分钟预告被放在产品之前。“50万是今年的销售预期，不过天旱，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还不好说。”农场科研助理、同时也是网店创办人的曾彦介绍，现在网店的顾客基本纯靠口碑和熟人积累，基本不做推广，这条唯一的视频算是最大的“广告”，即便如此，网店的销售规模也在稳步上升。
市场化也直接拉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今年新增的两户合作农户负责种植畅销的姜和小麦等作物，光是合作田，2015年的种植规模已超过了100亩。到12月，弘毅几年前成立的“乡土生态种植乡村合作社”，就会再次“复活”。
建立中国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以“洋插队”闻名的石嫣在2009年来过弘毅生态农场，她也认同蒋高明的“六不用”理念。
“一种农业模式的价值应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层面衡量。”石嫣说，“重点是(农业模式)有没有真正解决过去三农问题的痛点，农民有没有因此受益，农业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村有没有因此成为更多人返乡的根。”
农业不会只有一种模式，不管是蒋高明还是石嫣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但蒋高明也总是笑言，如果弘毅模式推广开来，化肥厂、农药厂肯定要第一个玩完儿，这样下去触动的利益链条不可想象。
“弘毅模式主要是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创新，种养殖循环的模式，这样的一种生产技术如何能够让更多农户学到，可能不是弘毅模式本身的问题，蒋老师作为一个科学家身体力行做试验，而涉及到农业政策和农技推广那就需要政策上的改变了。”石嫣道。
而弘毅农场成立近10年来，已带动蒋家庄10户农民秸秆养牛160头，林下养鸡30000只，养蛋鸭300只，甚至带动了蒋家庄村容整治街道900米。
实际上，最开始蒋高明的这场试验确有课题经费的支持，近两年则基本是自给自足，而在困难时期，他曾把当选为“泰山学者”的50万元津贴投进了农场，从政府拿到的最大进项，是2014年平邑县畜牧局给的30万元养牛补贴。
“好像是这么多年的第一笔补贴啊”，蒋高明曾对媒体记者自嘲。“态度肯定是支持的。”村里的书记周京林回忆，“现在(政府)确实还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政府的行动
蒋高明每月回一次平邑，9月12日的这次动静不小，下午3点过，祝志杰的车载着蒋高明前脚刚到农场，后脚便来了村里和镇上的领导。《调查》一文发出后，当地父母官可能是第一批“忠实读者”。
蒋家庄隶属于卞桥镇，和全国所有谋求发展的城镇一样，这里因盛产石膏被冠以“石膏之乡”的别称，就着桌上的一杯金银花茶，卞桥镇党委书记高庆用家乡话和蒋高明聊起了近些年蒋家庄的发展。
“他们肯定会紧张”，蒋高明说，以往面目模糊的“中国农村”突然有了具体的指向，就像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盏聚光灯，不管这里照亮的是什么，总能吸引一些或惊或疑的目光。
平邑县2014年开始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通村的硬化公路、沿途绚烂的波斯菊，都是在山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措施之外，平邑县的“更上一层楼”之举。
与书记一道过来的卞桥镇副镇长唐贞强分管农业，他对《调查》一文有自己看法：“如果是几年前的话，那这篇文章是符合的，现在就不是这样。”
文中第一部分提到的臭气熏天的养鸭场已在年初拆除;自2014年推行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化后，平邑县下辖农村的生活垃圾已经实施了市场化管理，按户籍人口每人每年收50元管理费，每家每户门口放一个240升的垃圾桶，每天由县里的环卫公司统一清运。
实际上，这还是唐贞强第一次听说“六不用”，他之前以为弘毅农场只是一个博士生的实验基地。“产业化是可以做，但要做五百亩一千亩，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来流转土地，流转就是钱，当年承包的价格到现在就远远不止了，这一个点就很难带起一个面来。还有后期的维护，水、有机肥、人力都是问题。”
他直言，现在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惠，就是要挣钱。在农场工作了五年的曾彦也认为，弘毅模式要获得农民参与，只能把自己先做起来，变成“教科书”，让农民看到可行性，否则不论从什么层面来推广都是白搭，这也是农场至今只选择熟识的、认可度高的农民加盟的原因。
在卞桥镇，农业对经济的贡献与繁荣的矿业相比微乎其微，考虑到前期投入、人力成本和后期的科学管理，唐贞强坦言：“这种模式要推广到全镇，真的不好说。”但他支持弘毅农场在蒋家庄做一个点，“做成景点、旅游点”：“让投资者投三千万五千万也得让人看到什么时候能回本儿，如果这里是一个景点，带动了客流量，投资者的信心或许会大一些。”
实际上，弘毅农场一直受各路投资者青睐，然而蒋高明也一直保持单干状态：“资本投入以后，自主权就不在你手上了。”但生态旅游这一观点已在变成现实，到年底，农场最初的选址上将落成投资百万的有单间宿舍、会议室、厨房等完整设施的仿古建筑，专门招待前来学习、参观、考察的人。
乡村巨变
据镇领导介绍，虽然“美丽乡村”推行后垃圾管理已经卓有成效，但对于农膜、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物品，政府层面的管控尚处于空白状态。
可见的污染不见了，污染却并没有消失。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何才文9月20日表示，我国耕地土壤长期处于亚健康状况，存在退化面积大、污染面积大、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地力低等“两大两低”问题，目前我国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达40%以上，具体表现为东北黑土地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北方土壤盐碱化;全国耕地重金属点位超标率达19%以上。
水土不分家。蒋家庄有926口人，村民们介绍，目前已有近70%的人家买山泉水来喝，“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蒋高明在《调查》中写道。
据澎湃新闻走访，现在蒋家庄的浅层地下已难打出水，金线河更指望不上，由于上游屡禁不绝的屠鸭场和养殖场，不下雨的时候，隔着百来米都能闻到臭味，而有的村民们之所以不愿喝镇上的自来水，主要原因是“碱太大了”。
蒋高明在《调查》中的第二部分就写到了水污染，金线河在20年前也有这样的模样：“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
而在20年后，卞桥镇制定的《平邑金线河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4-2020)》中，劣势一栏下这样写道：湿地南北狭长，地跨平邑卞桥镇南北，周边生活污水、面源污染、人为对湿地资源的开垦和蚕食等干扰较为严重。此外，保护和科研设施建设不足。
早在21世纪初，中国科学院章力建等专家已提出过农业环境立体污染概念:由农业系统内部引发和外部导入，包括生产过程中不合理农药和化肥的施用、畜禽粪便、农田废弃物处置、耕种措施以及工业污染等，造成农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交叉污染。
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山东农药平均施用量最高，达157961.7吨，是最低的西藏地区施用量的206倍;作为全国的蔬菜种植基地，山东省十年来的农膜平均使用总量也是最高，有273127.9吨，是西藏的703倍。
在2015年的全国人大新闻中心记者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介绍，到2014年年底，政府对农村污染治理已经累计投入255亿元，治理了约5.9万个村庄，受益人口达到1.1亿人。而到2015年，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
蒋高明离乡在外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乡村发生巨变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