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难题，也是一个十足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各大城市面对“垃圾围城”的窘境时，简单指责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有失公允。垃圾治理是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的问题，一方面关系着广大村民的身心健康、村容村貌、对投资和旅游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关乎乡村行政治理、制度建设、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以点带面，乡村垃圾治理可以说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佳切入点，甚至可以说，治好垃圾是实现城镇化的关键。
在过去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从建国初期的矿区、兵工、冶炼、化工等工业化伴生的城市化，到近三个十年以来由商业发展和商品、服务的交易带来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经济转型和产业重组的副产品。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无一不是从工业化大发展到商业组织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从英国的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到美国加州的淘金潮，从德国的鲁尔区，到法国的洛林区，工业发展带来人口的聚集，继而带来各项公共设施的建立，制度规范的形成，城市得以诞生。城市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大幅降低交易费用，带来规模经济的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多的人口聚居在一起只是城市化的一个方面，城市化的另一个意涵是一套完善的公共物品体系和这个体系背后可预测、可执行、可量度的制度框架。要让人们和谐共处，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需要法律;要让人们心甘情愿为学校、医院、道路、下水道、自来水厂等公共事业付费，需要税收;要让资源最高效地得到配置，提高经济产出，需要市场。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几次工业革命之后，众多工业产品的残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垃圾，已经难以由自然环境自行代谢消解，而不得不依托同样工业化的技术和设备。在这些技术设施十分发达的城市中，垃圾处理尚且难事一桩，更不要提中国广大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还不要说很多农村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命脉水源地、山川秀美的优质旅游资源区。这些地方的农村垃圾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处置，那么知会在短期内危害当地居民的健康、阻碍投资环境的优化，而在长期内产生污染的扩散和积累，贻害后人。
幸而，在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并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我们应该看到，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十年间，便利广大村民的饮用水工程、道路、自来水、休闲健身等基础设施都有巨大发展，垃圾处理虽有改善，但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华北地区众多的乡村中，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分散污染耕地、有害有毒的化工垃圾污染农田、河流、地下水的情况仍很普遍。在我的故乡，河北省的一个5000余人口的富裕村里，临主街而居的人家仍然对生活垃圾随意 幸而，在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并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我们应该看到，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十年间，便利广大村民的饮用水工程、道路、自来水、休闲健身等基础设施都有巨大发展，垃圾处理虽有改善，但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华北地区众多的乡村中，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分散污染耕地、有害有毒的化工垃圾污染农田、河流、地下水的情况仍很普遍。在我的故乡，河北省的一个5000余人口的富裕村里，临主街而居的人家仍然对生活垃圾随意倾倒习以为常，且不说夏天的主街上污水横流、恶臭扑鼻，在北方凛冽的冬天，夜深人静时倒在街面上的污水板结成冰，让每一个行人战战兢兢。这还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图景，随处可见的垃圾恐怕很容易掩盖崭新的公共健身设施带来的荣光。
走遍欧洲发达国家，每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小村镇莫不是整饬干净、美丽如画，人口超过一两千人的村子已经有了城市的模样：平整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居住的公寓楼环境宜人、路灯明亮、公共空间便利多元、购物区休闲区规划合理、市政(村政)部门办事方便、消防安保网络等设施齐备。农民上楼并不是城镇化，从农业户口换成城镇化口并不是城镇化，农村自来水开始像城市一样收取水费并不是城镇化，甚至，高楼大厦、天桥立交并不是城镇化。从人口居住真实环境的意义上讲，能够在公正的制度下通过履行公民义务，进而享受公共物品，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
有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三十年，中国只需进行两项改革即可保持中高速经济发展，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是推动城镇化进程，后者则以前者为前提。自上而下的路子如果不够“接地气”，不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依托完善的教育体系，让农村的孩子们接受环境教育，继而带动他们的家长和亲朋，而这个网络正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依托集中式基层干部考核机制，将农村垃圾处理列为考核项目中的重点，提高村镇干部积极性;依托财政补贴体系的既有结构，将农村垃圾处理厂和垃圾物流体系的建设与有效运行作为补贴对象，初步建立起一个体系。做到这些，应鼓励市场的成分参与到农村垃圾处理的事业中来，产业政策的补贴适当转向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来，或许，农村垃圾处理也能成为像前几年风光无限的光伏产业和风能发电那样一时无两的经济动力。
对城镇化的理解决定了推动城镇化的措施，而对问题的理解更为关键。城镇化主旨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与此同时，应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纵观我国当下的老大难问题，多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并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农村垃圾治理的问题上，可以看出政府对城镇化的理解是否以人为本，推动城镇化的决心是否坚定，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有效。(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