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临沂掀起的一场“环保风暴”引人关注：3月份，临沂环保部门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被比喻为“休克式”的治霾风暴。这场风暴的成果无疑是明显的。据报道，今年3—6月份，当地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四项污染物浓度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7.8%、23.5%、41.4%、25.4%，优良天数增加31天，增幅达到25.4%。
与此同时，这场环保风暴不仅吹走了污染，也带走了部分的产值和就业。这也引发了一些舆论的诟病。一时间，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的讨论逐渐升温，成为了另一场风暴的争论焦点。
临沂“环保风暴”刮过之后，留给我们深思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什么样是对的环保政策，更在于什么样是善的环保政策，即什么样的环保政策最有利于我们的环保和发展大局。
首先，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环保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保护生态环境。但任何公共政策都不是没有代价和约束条件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环保政策，这个最大的约束条件仍然是经济发展。
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多重作用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传导路径就是，经济发展既是环境保护的推动力(体现为能力建设)，又是环境保护的约束力(体现为成本负担)。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种环境保护措施可以真正脱离经济发展在推动力和约束力上所发挥的双重作用。这意味着，在总体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必须是相互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而如何将这两者统一起来，是环保政策面临的大局所在。任何实现这种一致性的环保政策才是“善”的。
其次，环保要在整体上、长期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的质量上，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环保政策显然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那就是以环保来促转型，以环保来增效率。就此含义而言，临沂环保风暴的确在严格执法上取得了一些突破，那就是在总体上打破了部分高污染企业在违法排污上的免责预期，让社会各界得以更加严肃地对待和执行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相对于此前环保领域面临的“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的怪相，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于长期的结构优化及环境质量改善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如何最大程度上降低政策成本。这里的政策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的执行本身会产生成本，包括政策工具的制定和执行等;二是政策执行带来的额外成本，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之后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各种冲击，如带来失业等。如果说不同环保政策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收益是相对固定的，那么，考虑政策效果的关键就在于其政策成本的高低，尤其是政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小，这也就是说，政策成本低就意味着政策效果更好。
降低政策成本的核心，是如何通过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和优化来实现“谋定而后动”的政策效果，如何在环保政策实施过程中真正体现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诉求。特别是，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将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手段相结合，推动环保和非环保部门之间的合作，编织出一张既有韧劲又有弹性的天罗地网。譬如，新环保法中明确规定，对于违法排污的企业，可以按照排污带来的损失进行按日计罚。如果我们能真正地严格执行不同种类稍具弹性的环保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其实也并非就一定要走到采取拉闸断电等硬措施的地步。
临沂“环保风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既提供了一个切实推动环境保护的样本，也真实地还原出环境保护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成本。经过本轮临沂环保风暴，我们既要看到环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知易行难”，同时更要看到在全社会建立一个更加系统完善的环保政策体系的必要性。唯有“善政”，才足以让我们真正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