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泛滥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环保事业正式起步之后，曾经把防治水土流失作为主要目标，其后由于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主要目标转移到解决生产污染。现在看来，垃圾污染可能会取而代之，所谓垃圾，一般指生活性废弃物。之所以如此，有以下三个根据。
其一，生产污染属于点污染，即使是农业污染，也有明显的界限，而垃圾污染则属于面污染。点污染无论有多深重，治理难度都不会超过面污染。这是因为点污染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责任人容易明确，经济技术的投入容易集中，所以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面污染则正好相反，每个人都是环境加害者，范围可达天涯海角，法律政策的实施极难，经济技术投入的回报极低，治理主要依赖民众觉悟，而觉悟的自发成长只能渐变。随着国家和社会对生产本身的监控不断强化，垃圾治理的“短板效应”将日益凸显，整个环境系统的状况将越来越取决于垃圾治理的程度。
其二，垃圾产生的量和质都与生产正向相关，随着经济增长总量的增加和产品换代速度的加快，生活废弃物品可谓突飞猛进，种类越来越繁多，成分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稳定，处理技术的难度开始超过生产技术的难度。无论生产污染强度多大，由于种类和成分相对单纯，控制和转化都相对垃圾容易。当垃圾数量急剧膨胀以后，生产的环境危害正在逐步被垃圾的环境危害替代。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垃圾问题从生活问题演变为经济问题，再演变为政治问题。发达国家转移污染，输出垃圾引起的反响超过输出产业。有后发国家甚至称，垃圾输出是向一个国家宣战。
其三，中国民众的生活追求，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所谓生活质量，包括生理健康性和精神愉悦性，而这两者的基础是环境质量，环境质量本身就直接可以等于生活质量。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任务，进一步把环境质量进行了提炼，这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美丽中国不仅要治理实体污染，而且要治理视觉污染，垃圾属于二者兼备的污染。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少地方可能尚无生产污染，或者生产污染尚不明显，但垃圾污染都一样充斥。即使是自然保护区，由于人类行为的渗透，垃圾也在暗流涌动。所以，垃圾治理势必上升为全局性任务。
垃圾治理之所以治不胜治，有经济、技术和素质方面的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认识问题。诚然，从世界各国看，还没有哪个国家可称完全解决了垃圾污染，但只要至少在总体层面上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垃圾困扰就都大为减少。垃圾污染问题，根本解决方案是回收再生利用，根本解决困难也是回收再生利用。回收再生的要害是分类，许多地方在垃圾分类回收上作了大量努力，例如开辟试验小区，放置分类设施，采用人工劝导，甚至采用电子标记加经济补偿等，但收效并不理想。从时间上看，难以长期坚持;从空间上看，难以全面推广。最后只好向传统处理方式回归。
难以坚持的原因归咎于民众习惯，但细推一步又并不完全归咎于民众习惯。不少小区居民曾经按规定，严格实行分类投放，但清运时却被一混了之。面对这种尴尬，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景，都会顷刻瓦解。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原因有三：一是分类结果的出路问题;二是分类结果的意义问题;三是分类结果的回报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小区试验已经初见成效，问题出在“小系统”与“大系统”不兼容。钱学森曾经从社会系统工程角度，提出建立“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在当时背景下，这个建议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水到渠成。
发掘钱学森建议，精髓不在设立机构，而在转换观念。把垃圾视为资源并不新鲜，但对资源再生目前至少应该有三个再认识。
第一，从生态文明建设主攻方向看待垃圾回收。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利用已有共识，并且开始普遍实施，但生活废物的回收还处于边沿地带。分类回收的难度确实不小，但真正有利发展并符合实际之举措，相信早晚会得到高层有力支持。企业污染治理也经历过艰难的低谷，后来进入政治生活后，很快就面目一新。从实际出发，传统处理方式并非要立即放弃，而是必须以回收再生为目标引领，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趔趄徘徊的被动局面。
第二，按社会系统工程思维方式组织垃圾回收。“循环经济”概念尽管忽视了能量耗散，但从物质角度看还是可取的，只是多年来未能形成社会系统，以致实施严重受限。系统建构有“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形成的系统当然理想，但完全的自组织需要漫长的等待。生态文明建设至今，民众中已经酝酿出相当的积极性，这就是自组织的基础。恰当发挥政府和群团的他组织力量，可以循序渐进地建构出带有协同功能的再生机体。
第三，以国家振兴使命担负姿态动员垃圾回收。发达国家视垃圾分类为大德，而我们却视其为末小，这是回收再生的症结。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历来有“物尽其利”的告诫;同时也有“吹毛求疵”的斥责。近代以来中国的败绩，很多可以追踪到大而化之这个弊病。质量已成当代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命脉，而质量则取决于细节。垃圾分类可以改变行为方式，对整个生态文明建设和整个民族素质提升都极具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